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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

时间:2016-06-14来源:未知 作者:徐志摩 点击: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其到中国来,他究竟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时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功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

  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扬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

  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

  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

  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物件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

  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淩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

  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

  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进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

  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讲

  (原刊1924年5月19日《晨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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