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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没有绝望的文人

时间:2016-09-13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老舍 点击:

第二十五章没有绝望的文人

老舍风尘扑扑回到重庆。

北路慰劳团由渝出发后,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一万八千五百里,沿途宣慰军民、快近年根儿了才回到山城。山城生生花园的门口挤满了各界派出的欢迎代表,“文协”也派萧伯青赶来迎接老舍。

“舒先生辛苦了。”伯青看着老舍疲惫的样子,抢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小包。

“文协有什么情况吗?”老舍关心地问伯青。

“家里倒没什么情况,只是有一群嚼舌头根儿的闲人,散布了不少关于您的谣言。”伯青压低了声音,“说您如今跟了共产党,是个赤色分子。”

“这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打‘文协’成立那天,不就有人说我赤化了吗?”

“可这回说的有鼻子有眼。”伯青认真地说。

“噢?”

“您跑到延安去了?”

“去了。”

“还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有这么回事。”

“这不全叫人说中了。”

老舍听罢,笑着拍了拍萧伯青的肩头,“如果就是这些事,那到也算不得谣言,任他们说去,不要管它。”

但有些事你不去管它,它却会找上门来管你。“文协”要组织参加南北慰劳团和作家访问团的代表谈观感,张道藩便首先找上门来,他警告老舍:不要谈延安如何如何,以免惹麻烦,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告您的恶状。

老舍听出了张道藩的弦外之音,心中气不过,便找到周恩来先生发牢骚。

周公听后笑着说:“他们不让你会上讲,可以在会下讲嘛,人多时不让讲,就人少时讲。用不着十分地与他们对抗,要保住‘文协’这块阵地。”

听了周先生的话,老舍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这“陪都”的上空迷漫着一股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从延安那样阳光明媚,精神舒畅的地方回来的人,尤其感到难以接受。

老舍只感到那压抑、滞重的氛围,却无法知道一场空前的政治阴谋正悄悄地袭来。

一月,“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呼吁提高稿费,保证版税等。

《新蜀报》、《新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三月,与戏剧家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国家至上》发表。

四月,“文协”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老舍报告了一年会务情况。

在老舍的积极推动下,“文艺作家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六月十日,屈原忌日,“文协”举办诗歌晚会,有人建议,把每年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

六月十二日,临江门“文协”会所被敌机轰炸,楼顶被掀掉了,墙上布满了弹坑,墙角塌了。所幸的是并没炸伤人。

老舍又奔忙着四处寻找新的会所。因为如今会员们都把“文协”当做了家。会所已不光是开个会,办个公,收发信件的地方了。而更担负起“招待所”“旅店”的重任。过往会员,无力负担房租或是找不到房子的会员,都要寻到“文协”,暂住在会所里,而现在“家”没了,怎么行?奔波的结果是,“文协”又在南温泉租下两间房子,落了脚。

没多久,林语堂先生出国,把在北碚的房子留给了“文协”,而老舍这时又为“文协”在市内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到一处房了。这样文协的会员们便都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地方。

这时战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十八集团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对日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军。伤了筋骨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短期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正面战场的战势趋于相对稳定了,国民党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像蝗虫似地飞到了重庆……

一天,萧伯青突然跑来,一进门压低了嗓子说:“舒先生,我们的人让稽查处抓走了。”

“谁?”

“方殷、魏猛克。”

“那还站着干什么,走吧。”老舍从墙角拿起雨伞,推门就要往外走。

“舒先生……。”伯青为难地看着阴雨霏霏的天气,欲言又止。“没问题的。”

老舍拉着萧伯青走进细雨之中。

老舍“撑”起了“文协”,却垮了自己。几张医生的诊断都明白无误的写着:缺乏营养。他不以为然,但终究医生是对的,那些迹像一点点逼来了,头晕,耳鸣,眼发黑,心悸。这些情况,萧伯青最了解,因此,也就最担心老舍的身体。记不清跑了几天,人托到了,保具结了,方殷,魏猛克被放出来了。萧伯青陪着疲惫的老舍回家。他努力想睁大眼睛,把一脸的倦容赶走,他最不乐意叫人看见自己一副困顿无神的样子,可现在,他连笑的劲都没了。

“您太累了。”

“嗯?”他似乎没听见。

“熬了好几天了,真不容易。”

“嗯。”不知道他嗯的什么?

“舒先生,他们为什么叫稽查处抓进去,您也不问问,就四处张罗救他们?”伯青好象在明知故问。

“我不问。”

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那么响亮,却是那样地深沉坚定。“可我还是要问一句。”老舍站住了。

“问一句什么?”

“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抓人?”望着嘉陵江,老舍忿忿地说,两眼像是喷着一团火。

终于,他被医生判定是“贫血症”了。无论是医生,朋友,同事都不再顺着地的话说了,脸板起来了,话严肃起来了,“回北碚,好好养养。”

好像同出一口,老舍再也无法在重庆市里待下去了。12月的27日,他开完理事会议,28日又苦撑着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演讲会,发了一通言,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乡下。过新年了。

没有亲人,没有家的新年。清寒的小屋,一壶水酒,一碟花生,一碟豆干。朋友们来了,驱走了孤寂和寒冷。喝罢,同是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也甭想,就想酒,这东西好啊,能让人把一切一切都忘得个干干净净。

夜阑人静,朋友们扶着搀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孤寂和寒冷又回到了身旁。酒,没让他忘掉这一切,反而使他把一切记得更真更明。

新年——亲人——国耻——病中——酒……

醉眼迷离中,老舍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芦沟桥北边!

一九四○年在惶惶不安中过去了。

一九四一年,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了。

战时的“碚都”刚刚结束了繁闹的夜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喧闹中平静下来,晨曦便被雾裹绕着,爬出了地平线。江,随之醒来,船儿动了,江上的船,山上的工厂一齐扯响了汽笛,刚刚沉寂下来的山城又沸腾了。

一双小脚轻捷地踏在青石板路上,三拐两拐便停在一处房子前。一个小报童回过头四下里看一眼,熟练地在门缝下面塞进一份报纸。

当许多人还沉在梦里,这样一些小报童便把当天的《新华日报》送到了一个个读者的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采用这种特殊办法,保证一些重要的进步人士看到《新华日报》。这天清晨,老舍象往日一样,从门缝下捡起报纸,打开它,随便浏览着,翻到第三版,就在《德军云集荷境》的消息下面,是一处开天窗后用木刻制版补上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再往第二版上一看,也有一块同样的“天窗”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中华民国卅年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印)

老舍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了。他急切地赶到张家花园“文协”会所,各种各样消息已纷沓而来。

军事委员会已撤销新四军番号。

新四军已被宣布为叛军。

军长叶挺已被逮捕,不日将押上军事法庭。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肆屠杀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文协”会所里一片沉寂,人们已从对政府、对国民党的失望,转到一种绝望情绪了。

这时又传来了洪深先生全家服毒自杀的消息。众人为之哗然。洪深在遗书上这样写着:“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

虽然,洪深先生后来经抢救脱险,这件事却使老舍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理解洪深的苦闷,一个正直文人的苦闷,他常常走到悬崖之上,望着滔滔长江,尤自伤叹,前途何在啊?!

绝望的时候,老舍接到了周恩来先生邀请,来到了曾家岩。

周恩来瘦了许多,眼睑下涂着一层重重的黑晕。老舍心里很激动,他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却一下子不知该从哪儿说起:“我早就想来,好多话憋在肚子里,差点没把人憋闷死。”

“给您看看这个。”周公递过来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陈毅就任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新四军还在!”老舍感到又兴奋又惊讶。

“还在。并且还要再扩大再发展。我们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抗日的决心和义务。”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老舍由衷地说。

今日,周公的话很多,他劝老舍要振作起来,不能灰心。现在的情况,比之在武汉和初来重庆时困难得多,但越在这个时候,“文协”就越要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一面旗帜,只要它在,文艺家们就有信心,就看得到前途希望,就是再苦再难,“文协”也得撑下去。

“团结作家们,组织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另外,切实地做些工作,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重庆大轰炸以后,物价飞涨,许多人吃不消了,文艺家们本来就清贫的很,我想,应该发动大家捐钱捐物,一是为了抗日,二是可以帮助救济一下有困难的作家、艺术家。您说怎么样?老舍先生。”

周恩来望着老舍。

“您想的很周到,我回去就组织一次捐献活动,您放心,‘文协’的事,我一定尽力维持。”

“工作要做,也要多保重身体,舒先生。”临分手时,周恩来拉着老舍的手叮嘱。

“请周先生也多保重身体。”老舍感激地说。

回到“文协”,老舍想,如今的困难时期,文人们个个都不富裕,如果再挤大家捐献,势必会影响文艺家们的生活,索兴不如卖字。

他借来了《新蜀报》营业部的房子,刷上了几条标语:“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

二月二十八日,《新蜀报》简讯中有:“老舍所作《面子问题》原稿一张,以二元被人购去。”

三月九日的简讯中又有:此次卖字最多的是郭沫若和老舍。

从二月二十一始,到三月十一日终的卖字活动,终于收到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钱。“文协”把它大部捐给了前线的抗战将士,余下一部分用于救济生活贫困的作家。

“文协”改选了第三届理事,举行了三周年成立纪念会,并在端午节这天,举行了中国第一届“诗人节”。

李可染先生首先画了一幅屈原像。郭沫若在屈子的像旁题了词,马思聪为屈子诗《云中君》制了谱,吴晓邦预备了舞蹈“披发行吟”,参加者大都写了诗或散文。自然老舍又成了忙前忙后的大忙人。

各报都为“诗人节”出了特刊,上面登着诗人们的大作。

按照“文协”通知,诗人们在会场签到后,便可领到一盖碗沱茶,散到会场中自由攀谈了。经过一段时间压抑的日子,文人们见了面,都在打听着相互的情况。于右任先生来了,对着屈子像便鞠了大躬,起身念着画像右面的题字“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立时拍起巴掌。“好、好、好极了。这也算得做一个诗翁的座右铭了。”

会场上设了桌子,每桌上都放了些棕子和鲜花蒲艾。老舍先生指着每个桌上的棕子声明:“棕子不多,是份儿心意。我们提倡大家把棕子吃进肚里纪念屈子先生,而不提倡把棕子扔进江里或掉在地上,就现在来说,那等于是对屈老先生的一种大不敬。”

大家为老舍先生的祝词高兴地鼓起掌来。这几年朋友们看着老舍终日为“文协”操劳,都更加熟悉了他外圆(为人随和,从不轻易得罪人,各种场合都能周旋、照顾的非常得体),内方(从不肯轻易放弃自己主张,敢于坚持正义,啃节上方显出其硬骨头)的性格。

郭沫若开始讲话了。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他在这天投了汩罗江。……抗战以来,因为民族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特别在今年,在许多诗人的倡议下,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

郭沫若说着说着,在他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像——屈原。

常任侠朗诵《离骚》了,诗人们为之大震,再见不着前些日子那般垂头丧气。这次聚会振奋了大家的精神,诗人们举起盖碗,以茶代酒,感谢大会的主持人——老舍先生。

“礼堂小了点,许多诗人住在乡下,没能来成,遗憾的不得了,再就是棕子虽好,却不能管饱。为此,还要向大家致歉。”这便是老舍的闭会辞了。

老舍向诗人们行礼如仪,严肃而认真。

打从“诗人节”以后,文人们逐渐地从绝望中延醒过来。这时,老舍和何容都搬到了“作家书屋”,与马宗融、姚蓬子为邻。

这天,一位《新蜀报》的工友推门进来打问:哪位是老舍先生?老舍应声立起,说:“我就是老舍,您找我有事?”

“门口有两位先生找您,是请他们进来,还是……”

“我来,我来。”

老舍已经跨出屋门,走下楼去。

“唉哟,是常培兄!”老舍急步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了这儿时的好友“歪毛儿”的手握着。

罗常培笑着望着眼前这位老朋友,只等他松了手,才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和我同来的是梅贻琦,梅先生……”“失礼,失礼,久仰梅先生大名,请进屋里谈吧。”

老舍早就听说过这位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这年春上时候,罗常培受人之托,请老舍入滇,到西南联大教书,因为“文协”工作缠身,走不脱,老舍便拒绝了。

这次罗常培和梅贻琦先生到重庆来,耳闻目睹老舍工作情况和身体状况,就建议老舍到昆明走一趟,换一换环境,消暑避瘟,会会朋友。这时老舍也动心想到外面走走了,不过他知道这年头,谁也不富裕,邀请他去也颇为不易,于是他预先声明,除去交通费用和朋友们的友情,不再接受其它任何报酬。他应卜了,去昆明走一趟。

看看已近午时,老舍拉过了姚蓬子,叫上了何容、宗融君,说:“今日我有客自远方来,咱们一起去吃顿饭,我作东。”

朋友们看老舍盛情,不好拂了他的兴致,便都乐嗬嗬地从命了。

为了这顿饭,老舍从济南带出来的皮袍顺溜地进了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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