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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9-04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老舍 点击:

天佑老头儿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是掌柜的,他有权调动,处理,铺子中的一切。但是,现在他好象变成毫无作用,只会白吃三顿饭的人。冬天到了,正是大家添冬衣的时节,他却买不到棉花,买不到布匹。买不进来,自然就没有东西可卖,十个照顾主儿进来,倒有七八个空手出去的。当初,他是在北平学的徒;现在,他是在北平领着徒。他所学的,和所教给别人的,首要的是规矩客气,而规矩客气的目的是在使照顾主儿本想买一个,而买了两个或三个;本想买白的,而也将就了灰的。顾客若是空着手出去,便是铺子的失败。现在,天佑天天看见空手出去的人,而且不止一个。他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即使人家想多买,他也拿不出来。即使店伙的规矩客气,可以使买主儿活了心,将就了颜色与花样,他也没有足以代替的东西;白布或者可以代替灰布,但是白布不能代替青缎。他的规矩客气已失去了作用。

铺中只有那么一些货,越卖越少,越少越显着寒伧。在往日,他的货架子上,一格一格的都摆着折得整整齐齐的各色的布,蓝的是蓝的,白的是白的,都那么厚厚的,崭新的,安静的,温暖的,摆列着;有的发着点蓝靛的温和的味道,有的发着些悦目的光泽。天佑坐在靠进铺门的,覆着厚蓝布棉垫子的大凳上,看着格子中的货,闻着那点蓝靛的味道,不由的便觉到舒服,愉快。那是货物,也便是资本;那能生利,但也包括着信用,经营,规矩等等。即使在狂风暴雨的日子,一天不一定有一个买主,也没有多大关系。货物不会被狂风吹走,暴雨冲去;只要有货,迟早必遇见识货的人,用不着忧虑。在他的大凳子的尽头,总有两大席篓子棉花,雪白,柔软,暖和,使他心里发亮。

一斜眼,他可以看到内柜的一半。虽然他的主要的生意是布匹,他可是也有个看得过眼的内柜,陈列着绫罗绸缎。这些细货有的是用棉纸包着斜立在玻璃橱里,有的是折好平放在矮玻璃柜子里的。这里,不象外柜那样朴素,而另有一种情调,每一种货都有它的光泽与尊严,使他想象到苏杭的温柔华丽,想象到人生的最快乐的时刻——假若他的老父亲庆八十大寿,不是要做一件紫的或深蓝或古铜色的,大缎子夹袍么?哪一对新婚夫妇不要穿上件丝织品的衣服呢?一看到内柜,他不单想到丰衣足食,而且也想到升平盛世,连乡下聘姑娘的也要用几匹绸缎。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老在铺子里,从来也没讨厌过他的生活与那些货物。他没有野心,不会胡思乱想,他象一条小鱼,只要有清水与绿藻便高兴的游泳,不管那是一座小湖,还是一口磁缸子。

现在,两篓棉花早已不见了,只剩下空篓子在后院里扔着。外柜的格子,空了一大半。最初,天佑还叫伙计们把货匀一匀,尽管都摆不满,可也没有完全空着的。渐渐的,匀也匀不及了;空着的只好空着。在自己的铺子里,天佑几乎不敢抬头,那些空格子象些四方的,没有眼珠的眼睛,昼夜的瞪着他,嘲弄他。没法子,他只好把空格用花纸糊起来。但是,这分明是自欺;难道糊起来便算有货了么?

格子多一半糊起来,柜台里只坐着一个老伙计——其余的人都辞退了。老伙计没事可作,只好打盹儿。这不是生意,而是给作生意的丢人呢!内柜比较的好看一些,但是看着更伤心。绸缎,和妇女的头发一样,天天要有新的花样。搁过三个月,就没有再卖出的希望;半年就成了古董——最不值钱的古董。绸缎比布匹剩的多,也就是多剩了赔钱货。内柜也只剩下一个伙计,他更没事可作。无可如何,他只好勤擦橱子与柜子上的玻璃。玻璃越明,旧绸缎越显出暗淡,白的发了黄,黄的发了白。天佑是不爱多说话的人,看着那些要同归于尽的,用银子买来的细货,他更不肯张嘴了。他的口水都变成了苦的,一口一口的咽下去。他的体面,忠实,才能,经验,尊严,都忽然的一笔勾消。他变成了一筹莫展,和那些旧货一样的废物。

没有野心的人往往心路不宽。天佑便是这样。表面上,他还维持着镇定,心里可象有一群野蜂用毒刺蜇着他。他偷偷的去看邻近的几家铺户。点心铺,因为缺乏面粉,也清锅子冷灶。茶叶铺因为交通不便,运不来货,也没有什么生意好作。猪肉铺里有时候连一块肉也没有。看见这种景况,他稍为松一点心:是的,大家都是如此,并不是他自己特别的没本领,没办法。这点安慰可仅是一会儿的。在他坐定细想想之后,他的心就重新缩紧,比以前更厉害,他想,这样下去,各种营业会一齐停顿,岂不是将要一齐冻死饿死么?那样,整个的北平将要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他与所有的北平人将怎样活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想到了国家。国亡了,大家全得死;千真万确,全得死!想到国家,他也就想起来三儿子瑞全。老三走得对,对,对!他告诉自己。不用说老父亲,就是他自己也毫无办法,毫无用处了。哼,连长子瑞宣——那么有聪明,有人格的瑞宣——也没多大的办法与用处!北平完了,在北平的人当然也跟着完蛋。只有老三,只有老三,逃出去北平,也就有了希望。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瑞全还没投降。这样一想,天佑才又挺一挺腰板,从口中吐出一股很长的白气来。

不过,这也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并解救不了他目前的困难。不久,他连这点安慰也失去,因为他忙起来,没有工夫再想念儿子。他接到了清查货物的通知。他早已听说要这样办,现在它变成了事实。每家铺户都须把存货查清,极详细的填上表格。天佑明白了,这是“奉旨抄家”。等大家把表格都办好,日本人就清清楚楚的晓得北平还一共有多少物资,值多少钱。北平将不再是有湖山宫殿之美的,有悠久历史的,有花木鱼鸟的,一座名城,而是有了一定价钱的一大块产业。这个产业的主人是日本人。

铺中的人手少,天佑须自己动手清点货物,填写表格。不错,货物是不多了,但是一清点起来,便并不十分简单。他知道日本人都心细如发,他若粗枝大叶的报告上去,必定会招出麻烦来。他须把每一块布头儿都重新用尺量好,一寸一分不差的记下来,而后一分一厘不差的算好它们的价钱。

这样的连夜查点清楚,计算清楚,他还不敢正式的往表上填写。他不晓得应当把货价定高,还是定低。他知道那些存货的一多半已经没有卖出去的希望,那么若是定价高了,货卖不出去,而日本人按他的定价抽税,怎样办呢?反之,他若把货价定低,卖出去一定赔钱,那不单他自己吃了亏,而且会招同业的指摘。他皱上了眉头。他只好到别家布商去讨教。他一向有自己的作风与办法,现在他须去向别人讨教。他还是掌柜的,可是失去了自主权。

同业们也都没有主意。日本人只发命令,不给谁详细的解说。命令是命令,以后的办法如何,日本人不预先告诉任何人。日本人征服了北平,北平的商人理当受尽折磨。

天佑想了个折衷的办法,把能卖的货定了高价,把没希望卖出的打了折扣,他觉得自己相当的聪明。把表格递上去以后,他一天到晚的猜测,到底第二步办法是什么。他猜不出,又不肯因猜不出而置之不理;他是放不下事的人。他烦闷,着急,而且感觉到这是一种污辱——他的生意,却须听别人的指挥。他的已添了几根白色的胡子常常的竖立起来。

等来等去,他把按照表格来查货的人等了来——有便衣的,也有武装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这声势,不象是查货,而倒象捉捕江洋大盗。日本人喜欢把一粒芝麻弄成地球那么大。天佑的体质相当的好,轻易不闹什么头疼脑热。今天,他的头疼起来。查货的人拿着表格,他拿着尺,每一块布都须重新量过,看是否与表格上填写的相合。老人几乎忘了规矩与客气,很想用木尺敲他们的嘴巴,把他们的牙敲掉几个。这不是办事,而是对口供;他一辈子公正,现在被他们看作了诡弊多端的惯贼。

这一关过去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弊病。但是,他缺少了一段布。那是昨天卖出去的。他们不答应。老人的脸已气紫,可是还耐着性儿对付他们。他把流水账拿出来,请他们过目,甚至于把那点钱也拿出来:“这不是?原封没动,五块一角钱!”不行,不行!他们不能承认这笔账!这一案还没了结,他们又发现了“弊病”。为什么有一些货物定价特别低呢?他们调出旧账来:“是呀,你定的价钱,比收货时候的价钱还低呀!怎回事?”

天佑的胡子嘴颤动起来。嗓子里噎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这是些旧货,不大能卖出去,所以……”不行,不行!这分明是有意捣乱,作生意还有愿意赔钱的么?

“可以不可以改一改呢?”老人强挤出一点笑来。“改?那还算官事?”

“那怎么办呢?”老人的头疼得象要裂开。

“你看怎么办呢?”

老人象一条野狗,被人们堵在墙角上,乱棍齐下。

大伙计过来,向大家敬烟献茶,而后偷偷的扯了扯老人的袖子:“递钱!”

老人含着泪,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自动的认罚,递过五十块钱去。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收钱,直到又添了十块,才停止了客气。

他们走后,天佑坐在椅子上,只剩了哆嗦。在军阀内战的时代,他经过许多不近情理的事。但是,那时候总是由商会出头,按户摊派,他既可以根据商会的通知报账,又不直接的受军人的辱骂。今天,他既被他们叫作奸商,而且拿出没法报账的钱。他一方面受了污辱与敲诈,还没脸对任何人说。没有生意,铺子本就赔钱,怎好再白白的丢六十块呢?

呆呆的坐了好久,他想回家去看看。心中的委屈不好对别人说,还不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妻,儿子,说么?他离开了铺子。可是,只走了几步,他又打了转身。算了吧,自己的委屈最好是存在自己心中,何必去教家里的人也跟着难过呢。回到铺中,他把没有上过几回身的,皮板并不十分整齐的,狐皮袍找了出来。是的,这件袍子还没穿过多少次,一来因为他是作生意的,不能穿得太阔气了,二来因为上边还有老父亲,他不便自居年高,随便穿上狐皮——虽然这是件皮板并不十分整齐值钱的狐皮袍。拿出来,他交给了大伙计:“你去给我卖了吧!皮子并不怎么出色,可还没上过几次身儿;面子是真正的大缎子。”

“眼看就很冷了,怎么倒卖皮的呢?”大伙计问。“我不爱穿它!放着也是放着,何不换几个钱用?乘着正要冷,也许能多卖几个钱。”

“卖多少呢?”

“瞧着办,瞧着办!五六十块就行!一买一卖,出入很大;要卖东西就别想买的时候值多少钱,是不是?”天佑始终不告诉大伙计,他为什么要卖皮袍。

大伙计跑了半天,四十五块是他得到的最高价钱。“就四十五吧,卖!”天佑非常的坚决。

四十五块而外,又东拼西凑的弄来十五块,他把六十元还给柜上。他可以不穿皮袍,而不能教柜上白赔六十块。他应当,他想,受这个惩罚;谁教自己没有时运,生在这个倒霉的时代呢。时运虽然不好,他可是必须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毫不负责的给铺子乱赔钱。

又过了几天,他得到了日本人给他定的物价表。老人细心的,一款一款的慢慢的看。看完了,他一声没出,戴上帽头,走了出去,他出了平则门①。城里仿佛已经没法呼吸,他必须找个空旷的地方去呼吸,去思索。日本人所定的物价都不列成本的三分之二,而且绝对不许更改;有擅自更改的,以抬高物价,扰乱治安论,枪毙!

护城河里新放的水,预备着西北风到了,冻成坚冰,好打冰储藏起来。水流得相当的快,可是在靠岸的地方已有一些冰凌。岸上与别处的树木已脱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去。淡淡的西山,已不象夏天雨后那么深蓝,也不象春秋佳日那么爽朗,而是有点发白,好象怕冷似的。阳光很好,可是没有多少热力,连树影人影都那么淡淡的,枯小的,象是被月光照射出来的。老人看一眼远山,看一眼河水,深深的叹了口气。

买卖怎么作下去呢?货物来不了。报歇业,不准。税高。好,现在,又定了官价——不卖吧,人家来买呀;卖吧,卖多少赔多少。这是什么生意呢?

日本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的,东西都有了一定的价钱,老百姓便可以不受剥削;可是作买卖的难道不是老百姓么?作买卖的要都赔得一塌胡涂,谁还添货呢?大家都不添货,北平不就成了空城了么?什么意思呢?老人想不清楚。

呆呆的立在河岸上,天佑忘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了。他思索,思索,脑子里象有个乱转的陀螺。越想,心中越乱,他恨不能一头扎在水里去,结束了自己的与一切的苦恼。

一阵微风,把他吹醒。眼前的流水,枯柳,衰草,好象忽然更真切了一些。他无意的摸了摸自己的腮,腮很凉,可是手心上却出着汗,脑中的陀螺停止了乱转。他想出来了!很简单,很简单,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没有!那只是教老百姓看看,日本人在这里,物价不会抬高。日本人有办法,有德政。至于商人们怎么活着,谁管呢!商人是中国人,饿死活该!商人们不再添货,也活该!百姓们买不到布,买不到棉花,买不到一切,活该!反正物价没有涨!日本人的德政便是杀人不见血。

想清楚了这一点,他又看了一眼河水,急快的打了转身。他须去向股东们说明他刚才所想到的,不能胡胡涂涂的就也用“活该”把生意垮完,他须交代明白了。他的厚墩墩的脚踵打得地皮出了响声,象奔命似的他进了城。他是心中放不住事的人,他必须马上把事情搞清楚了,不能这么半死不活的闭着眼混下去。

所有的股东都见到了,谁也没有主意。谁都愿意马上停止营业,可是谁也知道日本人不准报歇业。大家都只知道买卖已毫无希望,而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他们只能对天佑说:“再说吧!你多为点难吧!谁教咱们赶上这个……”大家对他依旧的很信任,很恭敬,可是任何办法也没有。他们只能教他去看守那个空的蛤壳,他也只好点了头。

无可如何的回到铺中,他只呆呆的坐着。又来了命令:每种布匹每次只许卖一丈,多卖一寸也得受罚。这不是命令,而是开玩笑。一丈布不够作一身男裤褂,也不够作一件男大衫的。日本人的身量矮,十尺布或者将就够作一件衣服的;中国人可并不都是矮子。天佑反倒笑了,矮子出的主意,高个子必须服从,没有别的话好讲。“这倒省事了!”他很难过,而假装作不在乎的说:“价钱有一定,长短有一定,咱们满可以把算盘收起去了!”说完,他的老泪可是直在眼圈里转。这算哪道生意呢!经验,才力,规矩,计划,都丝毫没了用处。这不是生意,而是给日本人做装饰——没有生意的生意,却还天天挑出幌子去,天天开着门!

他一向是最安稳的人,现在他可是不愿再老这么呆呆的坐着。他已没了用处,若还象回事儿似的坐在那里,充掌柜的,他便是无聊,不知好歹。他想躲开铺子,永远不再回来。

第二天,他一清早就出去了。没有目的,他信马由缰的慢慢的走。经过一个小摊子,也立住看一会儿,不管值得看还是不值得看,他也要看,为是消磨几分钟的工夫。看见个熟人,他赶上去和人家谈几句话。他想说话,他闷得慌。这样走了一两个钟头,他打了转身。不行,这不象话。他不习惯这样的吊儿啷当。他必须回去。不管铺子变成什么样子,有生意没有,他到底是个守规矩的生意人,不能这样半疯子似的乱走。在铺子里呆坐着难过,这样的乱走也不受用;况且,无论怎样,到底是在铺子里较比的更象个主意人。

回到铺中,他看见柜台上堆着些胶皮鞋,和一些残旧的日本造的玩具。

“这是谁的?”天佑问。

“刚刚送来的。”大伙计惨笑了一下。“买一丈绸缎的,也要买一双胶皮鞋;买一丈布的也要买一个小玩艺儿;这是命令!”

看着那一堆单薄的,没后程①的日本东西,天佑楞了半天才说出话来:“胶皮鞋还可以说有点用处,这些玩艺儿算干什么的呢?况且还是这么残破,这不是硬敲买主儿的钱吗?”大伙计看了外边一眼,才低声的说:“日本的工厂大概只顾造枪炮,连玩艺儿都不造新的了,准的!”

“也许!”天佑不愿意多讨论日本的工业问题,而只觉得这些旧玩具给他带来更大的污辱,与更多的嘲弄。他几乎要发脾气:“把它们放在后柜去,快!多年的老字号了,带卖玩艺儿,还是破的!赶明儿还得带卖仁丹呢!哼!”

看着伙计把东西收到后柜去,他泡了一壶茶,一杯一杯又一杯的慢慢喝。这不象是吃茶,而倒象拿茶解气呢。看着杯里的茶,他想起昨天看见的河水。他觉得河水可爱,不单可爱,而且仿佛能解决一切问题。他是心路不甚宽的人,不能把无可奈何的事就看作无可奈何,而付之一笑。他把无可奈何的事看成了对自己的考验,若是他承认了无可奈何,便是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没用。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他应当赶快结束了自己——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漂,漂,漂,漂到大河大海里去,倒也不错。心路窄的人往往把死看作康庄大道,天佑便是这样。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扒肝的活着要好的多。刚刚过午,一部大卡车停在了铺子外边。

“他们又来了!”大伙计说。

“谁?”天佑问。

“送货的!”

“这回恐怕是仁丹了!”天佑想笑一笑,可是笑不出来。

车上跳下来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如狼似虎的,他们闯进铺子来。虽然只是四个人,可是他们的声势倒好象是个机关枪连。

“货呢,刚才送来的货呢?”一个中国人非常着急的问。大伙计急忙到后柜去拿。拿来,那个中国人劈手夺过去,象公鸡掘土似的,极快而有力的数:“一双,两双……”数完了,他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一些,含笑对那个日本人说:“多了十双!我说毛病在这里,一定是在这里!”

日本人打量了天佑掌柜一番,高傲而冷酷的问:“你的掌柜?”

天佑点了点头。

“哈!你的收货?”

大伙计要说话,因为货是他收下的。天佑可是往前凑了一步,又向日本人点了点头。他是掌柜,他须负责,尽管是伙计办错了事。

“你的大大的坏蛋!”

天佑咽了一大口唾沫,把怒气,象吃丸药似的,冲了下去。依旧很规矩的,和缓的,他问:“多收了十双,是不是?照数退回好了!”

“退回?你的大大的奸商!”冷不防,日本人一个嘴巴打上去。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大伙计的脸白了,极勉强的笑着说:“诸位老爷给我二十双,我收二十双,怎么,怎么……”他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我们给你二十双?”一个中国人问。他的威风仅次于那个日本人的。“谁不知道,每一家发十双!你乘着忙乱之中,多拿了十双,还怨我们,你真有胆子!”

事实上,的确是他们多给了十双。大伙计一点不晓得他多收了货。为这十双鞋,他们又跑了半座城。他们必须查出这十双鞋来,否则没法交差。查到了,他们不能承认自己的疏忽,而必把过错派在别人身上。

转了转眼珠,大伙计想好了主意:“我们多收了货,受罚好啦!”

这回,他们可是不受贿赂。他们必须把掌柜带走。日本人为强迫实行“平价”,和强迫接收他们派给的货物,要示一示威。他们把天佑掌柜拖出去。从车里,他们找出预备好了的一件白布坎肩,前后都写着极大的红字——奸商。他们把坎肩扔给天佑,教他自己穿上。这时候,铺子外边已围满了人。浑身都颤抖着,天佑把坎肩穿上。他好象已经半死,看看面前的人,他似乎认识几个,又似乎不认识。他似乎已忘了羞耻,气愤,而只那么颤抖着任人摆布。

日本人上了车。三个中国人随着天佑慢慢的走,车在后面跟着。上了马路,三个人教给他:“你自己说:我是奸商!我是奸商!我多收了货物!我不按定价卖东西!我是奸商!说!”天佑一声没哼。

三把手枪顶住他的背。“说!”

“我是奸商!”天佑低声的说。平日,他的语声就不高,他不会粗着脖子红着筋的喊叫。

“大点声!”

“我是奸商!”天佑提高了点声音。

“再大一点!”

“我是奸商!”天佑喊起来。

行人都立住了,没有什么要事的便跟在后面与两旁。北平人是爱看热闹的。只要眼睛有东西可看,他们便看,跟着看,一点不觉得厌烦。他们只要看见了热闹,便忘了耻辱,是非,更提不到愤怒了。

天佑的眼被泪迷住。路是熟的,但是他好象完全不认识了。他只觉得路很宽,人很多,可是都象初次看见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作什么。他机械的一句一句的喊,只是喊,而不知道喊的什么。慢慢的,他头上的汗与眼中的泪联结在一处,他看不清了路,人,与一切东西。他的头低下去,而仍不住的喊。他用不着思索,那几句话象自己能由口中跳出来。猛一抬头,他又看见了马路,车辆,行人,他也更不认识了它们,好象大梦初醒,忽然看见日光与东西似的。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切都那么热闹而冷淡,美丽而惨酷,都静静的看着他。他离着他们很近,而又象很远。他又低下头去。

走了两条街,他的嗓子已喊哑。他感到疲乏,眩晕,可是他的腿还拖着他走。他不知道已走在哪里,和往哪里走。低着头,他还喊叫那几句话。可是,嗓音已哑,倒仿佛是和自己叨唠呢。一抬头,他看见一座牌楼,有四根极红的柱子。那四根红柱子忽然变成极粗极大,晃晃悠悠的向他走来。四条扯天柱地的红腿向他走来,眼前都是红的,天地是红的,他的脑子也是红的。他闭上了眼。

过了多久,他不知道。睁开眼,他才晓得自己是躺在了东单牌楼的附近。卡车不见了,三个枪手也不见了,四围只围着一圈小孩子。他坐起来,楞着。楞了半天,他低头看见了自己的胸。坎肩已不见了,胸前全是白沫子与血,还湿着呢。他慢慢的立起来,又跌倒,他的腿已象两根木头。挣扎着,他再往起立;立定,他看见了牌楼的上边只有一抹阳光。

他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疼,他的喉中干得要裂开。

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象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象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象已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

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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