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辽阔，博大，雄奇，深沉，坚韧。关于东北的形容词，你还想到哪些？

往历史深处打量，这片土地实在太包容了。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在白山黑水间相遇，在辽沈平原上融合，人们狩猎耕耘、采摘渔牧、繁衍生息，与天地万物共情，谱写了壮阔的生之赞歌。如果为东北寻找诗句，一定是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不仅蕴育了东北人勤劳质朴、热情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生动形象、粗放泼辣、风趣幽默的东北方言。

在汉语方言中，东北方言一直处于很重要的地位。简单地说，东北方言影响了普通话的形成。或者说，东北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母语。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及河北东北部地区。方言赋予这片黑土地更鲜明的特质，更丰厚的历史内蕴。

在东北方言中，满语的音译借词较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满族从初兴、发展直至1644年举族入关，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是继蒙古族之后又一个建立起全国性政权的少数民族。在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最先发生变化的是语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其深厚的历史记忆。人口数量不占优势的满族人，置身于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这种生存境遇里，要想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无疑是艰难的，语言的衰败乃至消亡也是必然趋势。

当然，让一个民族的语言彻底化为乌有也不太容易，毕竟语言的背后是一个族群几百年活生生的历史。满语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却有大量的词语以音译借词的形式驻留在东北方言和北京方言之中。这些满语的存在感极强，以至于使人习而不察甚至进入了普通话系统。

比如：嘚瑟、忽悠、咋呼。这三条方言，东北人再熟悉不过了，皆来自满语，是不是有些意外？

“嘚瑟”源于满语动词deserembi，是很早就进入汉语方言的满语词汇。在满语中，“嘚瑟”有三种释义：一是指河流涨潮，或泛滥；二是指浩荡，无边际；三是指鲜花盛开怒放。进入东北方言，其词义发生变化，形容一个人因得意而向他人显示或炫耀，显得轻薄儇佻，这种作派常受人耻笑。

“忽悠”源自满语动词holtombi，其本义是欺蒙、诳骗、撒谎。在东北方言中，其词义基本不变。早些年东北小品塑造了不少“大忽悠”类型的人物，他们说话没谱儿，喜欢夸大其词，擅长编造动听之词取悦于人，获取信任，精心布置骗局。

“咋呼”源自满语“cahv”，其本义是指“泼妇”，进入东北方言成为形容词，一般是指虚张声势、大声吆喝，也含有张扬、炫耀之意。

如今，这三个词条以方言身份进入词典，并且活跃全国各地，南方人朗朗上口完全忽略了它们的来处。

二

一种语言，在衰亡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

入关之后，为了政治统治和生活便利的需要，满族人开始学习汉语。

在官场，会汉语的升职空间大，只会说满语的只能在八旗内调转、擢升。当上了领导，不会汉语易被那些奸佞狡诈的官吏欺蒙。所以，雍正多次鼓励满族大臣要努力学习汉语。旗人子弟也是从骨子里倾慕汉族文化，喜欢与汉族士人交际往来、唱酬应和，热衷于给自己取双名和别号。与汉人通婚，抱养子嗣，以此建立亲密关系。他们深知，只有精通汉语，才能跳出狭小封闭的旗人圈子，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寻找发展机会。

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和融合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也很诚实，毫不掩饰对汉族文化的仰慕之情，尤其是八旗贵族、满族官员和知识分子皆以讲汉语为荣，以“满汉精通”为身份尊贵、地位显赫之标志。一位满族官员在公开场合讲一口流利动听的汉语，那是一件相当惊艳的事情。满族官员下班回家阅读汉文小说，已蔚然成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一个叫“通事”的部门被精减了，这个部门是负责翻译工作的，这从侧面反映了满族官员的汉语水平已相当成熟。

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令各届皇帝非常头疼。满族人开始抛弃满语，荒废骑射，变得不像个满族人了。雍正时期，在各地驻防的旗人官兵，没几个会讲满语的，耳音生疏，口吻也磕绊。语言环境一寸寸地丧失了。京师有一支特种部队健锐营，这里的旗兵讲满语时，疑似汉人语气，满族的正韵完全听不到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茶，茶有色、香、味的讲究，语言有声、韵、调的特点，二者颇为神似。西湖茶的“雅韵”，武夷茶的“岩韵”，云南茶的“陈韵”，每一种茶都有自己的原产地，原产地是一方水土，滋味和气韵皆来自这一方水土的蕴育。语言亦如此，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音韵，也都有自己的地缘历史。

乾隆看得明白，这是两种语言互相浸润、渗透、吸收的结果，他用了“渐渍”一词来解释这种现象。与之呼应的另一现象是，京师汉人的语汇中，也吸收了不少满语词汇。这种情形，在东北方言中也有发生。

乾隆中叶以后，满语开始快速衰落。驻防各地的满族官员用汉语缮写奏折已成习惯，那满族将领即使调谴八旗兵丁作战，也用汉语书写公文。乾隆对这种风气痛恨不已，可是除了训斥几句，也别无他法。这里不得不说满语自身存在的一个问题，满语其实是有缺陷的，有关刑名、钱粮等复杂事件，满语是难以准确表达的；有关紧急军务或复杂军事，表述必须严谨，而满语常常词不达意。汉语的优势是便利，让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季羡林曾称赞汉语的优势，“汉语是世界上最短的语言。使用汉语，能达到花费最少最少的劳动，传递最多最多的信息的目的。”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乾隆十七年（1752年），“国语骑射”政策出台了。国语即满文，满族人自己的语言；骑射是指骑马射箭，当年满族人的骁勇善战可是出了名的。“国语骑射”成为清朝的一项国策和家法，为历代皇帝所尊崇并大力推行。

其实这项政策的出台，恰恰说明了满族文化传统已经难以保持了，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语言，这时候说满语处于濒危状态毫不为过。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四十年（1775年）前后，清廷从北京、西安、宁夏等地派遣八旗兵丁3万余人到新彊驻防，据当地人回忆，这些满族兵丁居然没人会说满语，都操持着一口流利亮烈的汉语，只是其中夹杂了一些满语词汇。这个族群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丢得如此彻底，被当地回回、哈萨克诸部耻笑不已，这实在是太没脸面、太没操行了。

满族官员的动作体态、精神气质压根就不像个满族人，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分明是一派“汉人气象”。“偏坐锦鞍调紫鹞，腰间斜插桦皮鞭”“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喇叭儿行”，在清朝诗人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八旗兵丁真实的、可憎的模样，入关之初那股精气神已荡然无存。除了打牌、玩票，还喜欢熬鹰、蓄画眉、打茶围，将中国人热衷于消闲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林语堂曾剖析中国人耽溺悠闲生活的种种情态，文中所列举的66种游戏，十之八九都是满族人玩剩的。他们当年可是比皇帝还消遥快乐呢。

这一切，皇帝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光绪中叶，会讲满语的满洲人只有1%，而从总人口来看，会满语的则只有1‰~2‰左右了。

三

在东北，最早对满族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居然是他们。

因犯罪而流放到远地的人被称为流人，不顾清朝政府禁令而自行出关的农民被称为流民。他们的到来，对当地的满族人来说，“像是吹来一股清新诱人的空气，从将领到一般兵丁，都对这些犯人怀着难以抑制的羡慕心理。”

从清初开始，辽宁的尚阳堡和当时属于吉林的宁古塔等地成为清朝政府发遣罪犯的地方，到雍正末年止，流放到东北的遣犯达10万之多，这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汉族知识分子。最早这些汉族犯人到宁古塔时，这里的满族人还不知有布匹，他们大多身穿兽皮，有钱的缉麻为衣。有汉族犯人尝试着用布与他们交换谷物，变化就是从日常琐事开始了。此地人对汉族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有兴趣，先是观察，看出了好处，便开始模仿。将木碗撇了，端起了陶瓷碗；用野蜂蜜制造蜡烛，不再点糠灯了，这也是跟汉族人学来的。荒蛮之地的夜晚有了灯光，就有了情感的流动，而情感的背后是文化的介入。相比于政治或经济，文化才能更深刻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流人中的饱学之士，有的被驻防此地的满族将领或官员聘为家庭教师，有的在流放之地开办学堂、设塾教课，对当地人进行汉文化启蒙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片苦寒之地悄然发生着变化，“竞谈文墨”居然成为这里的日常所见。这一幕真的值得想象、憧憬和重温。

再来看看流民吧。有人曾这样描述这个群体，“……皇上的上谕虽是上谕，满人的需求也总是需求。流民到达后，他们不仅不加以驱赶，反而极尽招徕之能事，于是借给他们牛畜籽种，让他们白住房屋，能下田的下田，能伐木的伐木，能种菜的种菜，能喂猪的喂猪，铁匠送到铁匠炉，木匠送到木匠铺，念过书的功名人就留到府里，陪老东家清谈，教少东家读书。”

任何一个感性之人，读了这段文字都会浮想联翩，眼前会自动生成出一幅幅画面来。外来文化于苦寒之地散发着光芒，流放者的文化尊严得到了安放。对先进文化的感知与向往，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如此美妙的融合氛围中，语言的互相渗透是必然的。文化强势人群尽管拖累着带罪之身却依然对文化弱势群体产生影响，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赞叹。

“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流人或流民在这里成为文化的使者，这个历史事实令余秋雨惊讶，并十分肯定地给出了答案，“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历史的传奇，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多少颠沛流离，文化如余烬里埋藏的火星子，总要重新复燃，照彻世间，明亮人心。

从清中叶开始，满语逐渐地融入汉语之中，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对汉语的音调也产生影响，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如今的“北京话”。常说北京话是“京腔”，这种“京腔”从何而来呢？其实就是满语参与、渗透、融合的结果。这里不得不提到《燕京妇语》这本方言集子，译者是个日本人，名叫北边白血。所谓“妇语”，是指以女性为对象，记录她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话，包括寒暄、游玩、宴请、针黹、首饰、租房等女性生活内容。书中记载了1905年日军占领奉天、铁岭事件，有学者认为这本集子抄录于1906年，实际编著时间不晚于1906年。这本集子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语音和语法特点，比如极具特色的敬语“您”字，就是在汉语“你”字的基础上，吸收了满语音调转化而成的。这本方言集子中还有很多反映晚清北京民俗的内容，这其中少不了满族人遗留下的那些讲究，想必也贯穿于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

品读历史，我时常被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所裹藏的力量所打动，也正是这种力量使得一些弱势的、温情的、非主流的事物获得生存空间，价值被认可，在岁月流转、世事更迭中得以保留和传承。

满族作家老舍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书中人物福海二哥），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造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这段文字道出了一个事实，满语借词是北京话的构成部分，并且被赋予一种新鲜的腔调。在老舍看来，北京话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而满语为其优美贡献了一份力量。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东北地区。走出山林的满族人，无法抵御汉族文化的诱惑，坚定地跟身后的世界告别。他们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彻底地消失了自己。这个过程难免伤感或痛苦，但正是这种敢于变革的精神、乐于融合的情怀，这个民族才得以迅速崛起和壮大，创造了其他少数民族难以媲美的历史功绩。

四

是的，历史融合过程中此消彼长的遗憾和伤感，被他们，感知得最清晰，也最深刻。其实，这个族群并不像世人表面看到的那样云淡风轻，毫不留恋。他们丢弃了很多有价值的、珍贵的东西，这种无奈和痛苦在他们的文人笔下分明有诉说：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许多文学爱好者都喜欢纳兰性德这首诗，那种叩击心灵的深挚、难以排遣的伤感，令人不能自拔。纳兰性德是地道的满族人，被当今学界誉为满汉文化融合的典范。纳兰氏是叶赫部的后人，叶赫部是明朝海西女真四部中最强大的一个支部落，努尔哈赤耗时多年才将其消灭。所以，对于叶赫氏的后代来说，无论他们时下享受着怎样优渥的物质生活，社会地位、事业成就有多高，骨子里都难以化解历史变幻以及苍凉世事留给他们的伤悲。不难看出，纳兰性德对人世间充满伤怀、寂寞、厌恨的情绪，并非个案，而是那个时代满族文人身上的共有性情。东北作家迟子健坦言喜欢哀愁，这种情怀的滋生与她生长地的历史及生态环境不无关系。那是一片苍凉辽阔的冻土，人烟寥寂处的几声鸡鸣，映照在白雪地上的月光，在作家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哀愁的种子。成年后在作家的体验里，哀愁并非颓废或腐朽，真正的哀愁可以涵养智慧、增强力量，真正的哀愁也总是蕴含着悲悯情怀和文学灵感。

满族人喜欢读小说，尤其喜欢《红楼梦》。《红楼梦》中的满语不少，有的是音译，有的是意译，读起来皆趣味津津。学者定宜庄说：“这部作品已经超过了满、汉民族的界限，它是两个民族在精神上经历了极其痛苦的相融之后的结晶。”确切地说，《红楼梦》是在满族读者中获得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的。曹家是汉族血统，作为皇帝的“世仆”，却是满化程度最彻底的一个群体，这是另一种哀愁。

贾宝玉内心的哀愁何其浓烈，人间万千繁华，皆是虚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般沧桑笔墨，闻者无不唏嘘，如大梦初醒，苍凉感、解脱感油然而起。哀愁是他们的心灵底色、精神气质。哀愁也是艺术灵感的发酵剂。清代有个说法，贾宝玉是以纳兰性德为原型的。无论是否属实，这至少说明在这个族群里，确实有以其为代表的一个群体。

拂去历史尘烟，蓦然发现，这些满族词汇宛如老物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极其鲜活的状态存在着，砍柴喂马、储粮腌菜、温酒饮茶，我们的日常生活像一条白亮的大河，时而沉静，时而喧哗，不舍昼夜地奔涌着。日常是具体的，永恒的，具有安顿、疗愈的力量，走过千山万水，还得活在日常里啊。这火热的、细碎的、俗气的日常生活是方言的“培养基”，所以，方言是不会彻底消失的。福海二哥们的生活方式必将慢慢逝去，但与生活方式相联的文化却如溪水汇入了海洋。

（本文参考文献：《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作者 庄定宜）

作者简介：

董晓奎，出版从业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散文《放牧心灵的草原》荣获大连市文艺“金苹果”优秀创作奖，文化随笔集《韵味·大连方言》荣获2021年度大连文艺界十件有影响的作品，评论作品《素素：深耕大连历史文化这片疆土》入选《大连市优秀文学作品集（2012~2017）》。在全国报刊发表散文、随笔、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200余万字。多篇散文、随笔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散文选刊》《今日文摘》《中外期刊文萃》等报刊转摘。近年来潜心研究方言文化，曾在《辽宁日报》《东北之窗》《海燕》杂志开设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