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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2023年第9期|拖雷:择师记

时间:2023-11-14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拖雷 点击:

越过他的肩膀

我看见了北方广袤的城乡

——韩东《致某人或一个时代》

路远大哥

认识路远大概是在1993年。

开始不是见面,而是听说。没记错的话,我是听王正平老师说的。王正平老师是内蒙古电影厂的编剧,又是作家,他跟我父亲很熟,我父亲把我引荐给他。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跟我说,现在有一个年轻作家刚从锡盟调到呼市工作,这个人非常厉害,国内的文学大刊如《人民文学》《十月》等经常能看到他的小说,最近《当代》刚发了他的一个小说,要改编成电影。他说这个人叫路远。

那会儿我看的当代作家作品少,很快我把路远的名字与路遥给弄混了,这成了笑话。等我读完《人生》后,才知道路遥是陕西作家,而路远就是内蒙古土生土长的人。这个笑话,后来我对路远说过,他哈哈大笑,说那时候不止我一个人,好多人都把他和路遥混在了一起。

说起写东西,是我高考后开始的。那时我是个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后,家里安排我去了一个地方读中专,那个地方离呼市有五百多公里,我读了不到一年就不念了。我草率的决定,让家人伤了心,他们让我就待在家里,省得惹是生非。我呢,一个大小伙子待在家里干什么,没事的时候,就看看书,记得看完《少年维特之烦恼》《王朔文集》和苏童的几篇小说后,我觉得写小说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开始写小说了。

写出来两部小说,却没找到地方发表。我不知道为什么羞于给杂志投稿,这个毛病好像现在都有,就是投稿之前,我会用很长一段时间来鼓励自己,才把稿子勇敢地寄出去。

某一天上午,王正平老师领着我来到了《草原》编辑部,这个行为肯定与他跟我父亲的交情有关。对于那次场景,我有点忘了,可我知道这是个开头,这次开头开得很美妙,我的小说在《草原》1994年第2期上发表,是头条,责编是路远。那年我22岁,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在写作上依稀找到了些希望。人也从之前的沮丧颓废,开始变得爱说爱笑起来。

有了几篇小说的交情,我没事就往《草原》编辑部跑,感觉那里像是我精神的殿堂,里面的编辑,如白雪林、路远老师等,如同慈祥的导师。那时经常往过跑的还有辛杰,后来他也成了杂志社的编辑,当时他还是工厂的一个青工。

我记得一个上午去编辑部,那时编辑部在乌兰恰特旧址那里,好像是三楼或者四楼,忘了,那座楼里有不少单位,比如文化厅还有音像出版社等等。

到了编辑部,门都开着,我到了路远办公室,他正举着单位的电话打电话,看上去他很愉快,声音也是愉快的,他甚至愉快地把脚放在办公桌上。他看见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坐,然后继续愉快地打着电话,我听了一会儿知道他在跟外地一家电影厂谈他的小说改编事宜。

这是个让我崇拜的背影。多少年后,这个印象几乎定格了:那个一脸春风的路老师,双脚放在办公桌上,笑声爽朗地谈着小说改编。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个幻影中的路远。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路远生活得并不轻松。那阵子他刚刚离婚,从锡盟调到呼市,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这些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出,这些来自生活的苦恼。

一天傍晚,我去了他位于团结小区的家找他谈小说。那是个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楼房,他的房子是租的,里面很简陋。屋里有个昏暗的台灯,桌子上摆放着一沓稿纸,很显然,他正在写东西。

我想想自己多少有点冒昧。

他似乎看出了什么,就笑呵呵地说,我正无聊呢,你能来,我很高兴。

在那束微亮的光线里,我把我目前写小说的苦恼告诉了他,他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他就慢慢地开导我写作不是件着急的事,然后他也开始向我讲述他的人生经历……那时正是深秋,呼啸的北风从他的窗口吹过,我俩交谈的影像,在灯光的照耀下不断地放大,很久以来,我没有这么跟人交谈过,尤其是比我岁数大的人,我更是怯言。我俩聊得很愉快,路远将一个本子给我看,打开本子,上面都是他发表的小说,他把它们从杂志上裁剪下来,粘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在每一篇下面标注了小说发表的刊物和时间。

这是很厚的一个本子,我没想到他竟然在国内这么多家杂志上发表过小说。

后来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你应该出去上上学,结识些优秀的作家同行。

我以为他说这话,只是个建议而已。再说那时我正在跟一个姑娘谈恋爱,根本无暇思考上学的事情。

让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鲁迅文学院同学刘恪在北师大要办一个作家班,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正在犹豫,他说,去吧,去了,你肯定会开眼界。

果真没过几天,我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马路上跑的全是黄色的面的。北京很大,大得有点让人心惊肉跳,尽管我也是省会城市长大的人,可第一次去北京时的那种心悸,现在还能感觉到。

那届作家班一共七十多人,天南地北,门槛不是很高,当时在班里省刊上发表过小说的,也就是四五个人,我记得最厉害的就是湖北的陈闯(后来他改了笔名叫普玄)。班主任一个是刘恪,另一个是王一川。那时王一川在北大,见他的面少一些,见的多的是刘恪。那时刘恪三十多岁,他是很负责的老师,印象中他特别喜欢先锋派小说。他的《红帆船》等小说刚刚发表不久,文坛上反响很大,而且他娶了一个更加有传奇色彩的作家老婆——陈染,为此我还专门去他家拜访过,目的就是想去看看传说中的陈染,可惜没看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他们已经离婚了。

给我班里上课的,都是后来的著名的作家,如童庆炳、任洪渊、莫言、格非、毕淑敏等。一天上课前,学生还没到齐,我坐在教室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坐在我的旁边,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俩相互点火,还聊了几句,我以为他是过来听课的人。没一会儿,学生到齐,他走上了讲台,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诗人西川。

正如路远说的,到了北京,我确实开了眼界。在北京,路远仍很关心我的写作,有一次他把我的小说推荐给了当时在《北方文学》担任编辑的迟子建。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北方文学》的信,这封信是迟子建亲手写的,她告诉我小说已经留用了,她希望再精练一些,修改后,立刻寄给她。

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的文学刊物上发小说,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迟子建老师亲自给我写信。我用了三天很快把小说修改好,然后寄给了她。

说实话,在北师大作家班里,我渐渐地产生了另一种担忧,就是听完所有的讲课后,发现自己不会写了,以前所谓对写作的理解,到了北京,已经被冲洗得一点痕迹都没有。

毕业前夕,我匆匆地离开北京,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一头是高不可攀的文学理想,一头是我平淡无奇的生活。

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

回来之后,我才知道路远已经不在杂志社上班了,人已经调到作协当了专业作家。并且,他组建了新的家庭,搬了新居,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

我去过他新家几次,在城南的双树一带,那里有一片临街的商业房,都是做买卖的门脸房,门脸房后面便是路远的新家。让我没想到是,就是那片低矮的商业门面中,那时正住着几个诗人,如广子、赵卡、陈连进等,一次辛杰拉我去找他们玩,我愣了一下,这不是路远家楼前吗?这几个诗人当时生活拮据,若朋友来了,他们买两瓶廉洁的白酒和花生米或是酿皮招待。我坐在他们中间,一边想着路远,一边再看看眼前几个诗人的窘况,心里想,都是搞文字的,这几个人是怎么混的?每次我再去路远家,留了心眼,不再从商业门脸前走,担心尴尬,而是走另一侧的大门。无巧不成书,有一次偏偏遇到广子,我正要编谎话骗他,没想到他看穿了我的动机,这成了他日后数落我的把柄。

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几年,路远随着小说《神汉》的改编,他的身份渐渐变成了编剧。那段时间见他的次数开始少了,知道他没事的时候,去北京写剧本。再后来,他举家搬到北京。

大概是2000年前后。那时的北京成了呼市“文青”的艺术之都,说起谁谁谁在北京,大家都投以羡慕的目光。路远走后,我和辛杰也纷纷效仿,去当了北漂,那时没有高铁,去北京要坐将近12个小时的火车,去一趟北京成了大事情。朋友们开玩笑,这俩货去最多待不了三个月就跑回来了,果真如朋友们预料的那样,我俩虽都买了房子,最后都以不适应为由,跑回呼市。

路远待住了,从各种人的口中,传来了路远的消息,什么北京买了几套房,买了什么样的车,写影视剧稿费高得让人咂舌。总之过了2000年之后的路远成了传说。等到路远回来,再见面,正是韩日世界杯决赛,我们一起在一家饭店里边吃饭,边看着大屏幕的比赛,此时路远已经跟走时判若两人,他成了成功者。看球的时候,他依旧像以前那样说笑着,可我有点自卑,莫名伤感涌上心头,看看眼前的成功者,再看看自己,三十多岁,一事无成,不免心生恓惶。我记得他问过我,有没有写影视剧的打算,我自己摇了下头。他见我这么坚定,就说反正你不缺钱,就好好写小说吧。

那时路远的影视作品处于井喷状态。《快嘴李翠莲》《京华烟云》《跃龙门》《关东大先生》等等,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电视剧有好几部在中央一套或是八套的黄金时段播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成了一个“名人”。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十几年就过去了。

等我到北京再见他时,他已经搬到了和平门位置的楼房,前门大街上,这个位置是北京的市中心,每次吃饭聚会,有荆永鸣,偶尔兴安也会来。大家在一起聊的最多的不是影视,而是文学,我记得路远那时总说,等他再写几部影视剧后,就回去写小说。

荆永鸣总劝他,现在就写吧,剧本会把你写坏的,现在国内文学稿费给得也很高。

后来,路远果真开始回来认真写小说了,这大概是在2010以后的事,每次我见他开玩笑说,这可能都是因为他同学莫言获奖对他的触动。路远笑笑,不置可否。

他出手确实很快,当我们还在酒桌上吹牛的时候,没想到路远已经悄悄地把40万字的《红狼毒》和30万字的《布里亚特女裁缝》拿了出来。这是路老师呀,写作快得让人瞠目结舌。

说实话,他后来的长篇小说,明显有了影视化的痕迹,这可能跟他长年写电视剧有关,小说里冲突也好,因缘巧合也罢,我的意思是不自然,有人为的操作痕迹。当然他编的故事依然精彩,很多想不到的桥段,都会意外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激动。

疫情期间,我坐在家里无事,突然看到书架里一本他的小说,那本书叫《荒漠之吻》,据说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11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是很长,是他三十岁时写的。三十岁?我在这个年龄在干什么?

当我读了两页后,突然被路远神奇的讲述迷住了,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油然而生。路远营造了一个荒漠上的爱恨情仇故事,小说行云流水的叙述,让你很快地进入了一个充满野性之地的疆域,每个人的欲望都是那么强烈,他们为了生存,开始了争夺,但最后人性中的善改变了一切。说实话一直以来,我读路老师的小说读得不是很多,读过了《神汉》《荒漠之吻》《红狼毒》《布里亚特女裁缝》等等,我佩服他编故事的能力,天马行空的叙述,可在他的小说中,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发现了他小说写作上的一个“硬伤”,就是聪明,作为读者,你很容易在他的语言中读到他的“聪明”。我一直觉得这是写小说的忌讳,小说家需要慢下来,要笨一点,这样你可以保持最大的诚意跟你的读者进行交流,而不是凌驾于小说之上,依靠“聪明”来统治你的小说。

这些可能是我的“误读”。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突然这个词,闯入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年轻潇洒的路老师突然之间到了退休年龄,突然之间五六年过去,突然之间他成了六十大几的人了。

这几年,每次见面,我发现在路老师的身上依然没有看到衰老迹象,他还是那么健谈,爱说笑话,对比他年轻的小说同行,从来都不以老师自居。每次吃饭我们习惯了叫他路老师,他笑呵呵地说,别叫老师,生分,叫大哥。

对呀,就叫大哥吧,一个可以永远能称得上大哥的大哥。

片段冉平

记得贾平凹有段话,他大致意思说人要圆满,办三件事,读奇书,见奇人,干奇事。我认识冉平,就是为了见奇人。

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就知道内蒙古有一个人叫冉平,他独来独往,很少有场合能见到他。那几年随着他编剧的《东方商人》《武则天》热播后,这个人更加神秘,会让你觉得跟他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对于这样的奇人,我很想让人家指点指点。

有一次我忘了哪一年(大概也是1997年左右),我送一个同学去北京,这个同学已经在北京混得人五人六,坐火车基本都是软卧,我跟着他把行李放进他软卧的房间里。就在我俩准备下车抽根烟时,对面的软卧铺上来了一个人,那人可能也就是三十多岁,脸很白,人也很消瘦,进来得无声无息。当我看到他的面容时,我差一点叫出了声,他竟然是冉平。虽然没跟他见过面,可我在一张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报纸上大概写着他写电视剧写得快吐了之类的话,他的想法还是要写小说。在狭小的空间里,因为突然,因为陌生,卡在我嗓子里的声音,始终没有发出来。

出来抽烟时,我脑子里还想着车上的冉平,多好的机会,只要我叫他一声冉老师,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可我没叫,这多少有点让我懊恼,多少次想认识他,可今天近在咫尺,我居然说不出话来。

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俩的认识就这么错过了。

到了1998年,电视剧《水浒传》热播,满大街都唱着“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主题歌,编剧冉平的名字被人再次提起。

我感觉自己跟冉平这辈子不可能再见面了,人家已经成了著名编剧,用当时的话叫“腕儿”了,火得一塌糊涂,而我呢,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青年”,籍籍无名,找不到北。

那段时间,我个人情况很糟糕,二十几岁,发表了些小说,到了眼看三十岁,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就是写出来、寄出去,也很快被退稿。自己很沮丧,觉得写作这条路离自己越来越远,虽心有不甘,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2005年前后,随着我组建了小家,渐渐地内心这个文学梦变得遥远又模糊了。每到夜里,当我摊开了稿纸,脑子里幻想着自己能像大作家一般,洋洋洒洒地写出漂亮的文章,可真正落笔时,却是一片虚空,什么都写不出来,我只能懊恼,只能唏嘘不已。

说来很巧,也就是那年秋天,我去《草原》杂志找辛杰玩,那时辛杰已经是《草原》的编辑。我去的时候,正好李悦老师在,我们聊了半天,聊完天后,大家要一起去吃饭。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是十一点半左右,我突然想起了冉平,因为李悦老师岁数大结交人广,我就顺便问了他一句,你认不认识冉平?让我没想到是,他说,太认识了,老朋友,怎么你想见他?他的话把我说愣了,很快我点了点头。

他说他要是在呼市,肯定来,要是在外地,以后再说了。于是他就给冉平打了电话,很巧,冉平就在呼市。按道理,这个时间点约人家,多少有点不礼貌,没想到冉平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

冉平就坐在那里,他头戴着一顶黑色的哈雷帽,人很瘦,看上去要比上一次遇到时年轻很多。

我和辛杰因为早到,上前跟冉平打起招呼,冉平说他也刚到,就坐在大厅里聊起天。

这家酒店是辛杰姐夫开的,在呼市算是中档饭店,因为能打折,折合下来跟小饭店也差不多了,很快这里成了我们聚会常去的地方。

本以为冉平这么大的腕儿,说起话来应该是端着的,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冉平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跟辛杰见冉平第一句话,不是跟他聊文学,而是问冉平头上戴的帽子是在哪儿买的。冉平也没隐瞒,就告诉我俩在大学西路附中东巷里。后来我和辛杰按照他的话,一人买了一顶,这是后话。

中午吃饭,冉平话很少,我记得我手里拿着一本《青海湖》杂志,上面有我刚发的小说,我送给了冉平,希望他能提点意见。那天中午我们喝了点酒,冉平不喝酒,只喝茶,大家聚了很晚才散了。临走时,冉平对我和辛杰说,你俩没事就找我玩去,我现在就待在家里写小说,也没什么正经事。

这一次见面,冉平给我的印象是人很谦和,从他不抽烟不喝酒上能看出,他人也很自律。跟他说话时,他也很热情,说话也不藏着掖着。

没多久,我和辛杰两个人就去拜访他了。他家住在鼓楼立交桥一带,平日里我没少从那里走,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冉平竟然住在这里。这是一片有点年头的老楼房,是电视台的家属楼。他家位于一进家属院的第一个单元。我和辛杰敲了半天他的家,门没开,以为他不在家,正打算离开,突然门开了。冉平一见是我俩,很高兴,热情地把我俩让进了屋里。冉平家不大,两室,估计也就是七十多平方米,但家里装修得很有艺术气息,他把我俩让进了他的书房。

他抱歉地说刚才在戴着耳机听音乐,所以没听见敲门声。

我俩有点发傻,在呼市很少有大下午,一个人听音乐享受孤独的,我俩顿时感觉自己很俗气。冉平家的书房,书并不多,可能就是二十多本,不像有些所谓“大作家”的家里,一堵墙全是书架,说起书,冉平说,这二十本也有点多了,人到老了,事实上有一本读就够了。

接下来,冉平讲起《青海湖》上我写的小说,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过警察,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警察的故事。我摇头说没有,虚构的。他说我写的小说,语言出现了问题,我的语言有点太滑溜了。

他问到我从事的工作,我如实地跟他说在单位里是个文秘,每天要写很多的公文。他听完担心地说,这会损伤你的语感的。一个写作的人,武器是什么?就是语言,你大量地写公文,你语言里独特的东西会一点点被消耗掉的。

他一语中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写不出来,又找不到症结所在。冉平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说他最初的理想是写小说,可影视成功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当编剧,当他一年写过一百万字的时候,他说自己都不想看自己写的东西了,一看就恶心。这两年他选择回到呼市,就是重新回到写小说的状态,用他的话来说:“写小说如同见初恋情人。”那么要回到原先的状态,怎么才能回去?就是去掉自己身上所有的经验,一切从零开始。

那天他的话,对我,可以说是醍醐灌顶。

我的问题就是拿不起放不下啊。

怎么办,就从语言开始。

在聊天中,我才知道,冉平是在写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蒙古往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冉平曾编剧了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的电影,导演是麦丽丝,这部电影影响很大,后来冉平想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真正属于自己语言的小说,于是他放弃了很多稿费极高的影视剧创作邀请,安心在呼市写小说。

他说他要写一部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语言和态度都不一样。于是他找到了《蒙古秘史》,是秘史中的语言,让他找到了希望。在《蒙古往事·后记》中,冉平这样写道:“我对自己的语言叙述久有不满,挣扎不出来,而《蒙古秘史》的语言方式恰好使我看到了某种可能,我想我可以用这个题材做一点努力,让我的叙述与语言表达拉开一点距离,由此展开自己的文学想象,准确地说,这应该称作关于历史题材的一次文学行动。”

在《蒙古往事》没出版前,我就看过冉平的手稿。那时我也暗下决心,也要找到一段自己熟悉的生活,进行一次所谓的文学行动。我在翻看地方志时,突然发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同春,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很适合我的胃口。加之我在河套地区生活过两年,对那里的环境还是了解的,于是我也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

在我没动笔之前,冉平送了一本他写的《随想录》,这个有点类似写作笔记的东西,确实给我打开了思路,上面有他阅读小说的思考,有处理文学技术的反思,有对生死的看法。总之那段时间,可以说,我基本算是冉平手把手教出来的,从语言到结构,从文学的态度到阅读的选择。

有一天,可能他的小说写完了,叫我和辛杰一起吃饭,那天我们的情绪很高,谈古论今。后来吃完饭了,我提议再去酒吧坐一会儿,于是我们三个跑到了位于鼓楼立交桥桥下的蓝色阳光酒吧。在那里,冉平也开始喝起啤酒,平时他很少沾酒。大家聊什么,我都忘了,从酒吧出来,余兴未消,当时我家没人,建议到我家里再小坐一会儿,于是冉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天在我们家的小书房里,三个人激情满怀,不知不觉地聊到了半夜两点多钟。那晚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冉平说,作品下功夫的地方,就是要把主人公逼到死胡同里,然后给他找出路。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影视创作方面,我能感觉出来,冉平是有意想培养我的。有一次冉平问我写过电视剧没。我愣了一下,很快摇了下头。

冉平说有一个电视剧,制片人找到他写,他希望让一个年轻人来写,于是他想到了我。我确实没写过,担心自己会搞砸了。冉平说,你这么年轻,可以去试试,练练手,实在不行再推了。

我便答应下来。这部戏就是后来很有影响的《乔家大院》,他将以前编剧的稿件发给我,我对影视一点经验也没有,看了以前那个编剧的剧本,大概有三十集,我彻底没了想法,我直言告诉冉平老师,我说人家写的这么好,我写不了……

冉平没有勉强我,这件事就过去了。

冉平又回了北京。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这以后,我们见面不多,偶尔会打个电话,聊上一会儿,到了春节,拜个年什么的。

我还是在呼市老老实实地写着小说,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

2010年春天,我正在内蒙古大学上文研班,突然有一天接到了冉平的电话,他问我在忙什么呢,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你现在有没有写影视剧的想法,他手里有一个电视剧,需要一个年轻点的编剧。我记得很清楚,我想都没想地说,我不想写剧本。冉平听完后,说,你既然不想,就好好写小说吧。

那年的七月,他回到了呼市,我和辛杰、赵卡三个人,与他见了面,吃饭的时候,他说起春天的那个剧本的事。他告诉我要改编的是毕飞宇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推拿》。我一听头大了,啊,原来是《推拿》,我后悔自己怎么这么草率下决定,假如就是写不成剧本,能当面见见毕飞宇老师,也是件幸事。后悔归后悔,可这件事毕竟过去了。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要说自己不想去写剧本,那是假话,每次看到身边的人,写出影视作品,心里也痒痒,总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过一把影视瘾,可一想到剧本创作是整体行为,我呢,常年习惯于我行我素,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所以每次真正机会来了,我选择了逃避,担心没完没了的修改,会把我的大好青春全浪费掉。

文研班毕业后,还有一次冉平问我写不写电影剧本。写电影剧本时间不会太长,一百多场戏,我想尝试一下。

这部电影是写知青的,我记得冉平跟我说,写电影就跟你写一个中篇小说一样,不要拘泥,放手写就行了。他为了我能安心写,提前给了我一万订金。这是头一次,活儿还没干,人家就给钱,这对我是多么信任,我有心把钱退回去,冉平告诉我,这是行规,你就写吧。

那个电影是写知青题材的,我记得跟着剧组到锡林浩特和北京采风走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我开始写大纲,写了大概有三稿,冉平看完后,总说感觉不对路,这事搞得我也挺苦恼,我怀疑自己天资不够,就对冉平说,这活儿我实在干不了,我把订金退给你吧。

冉平说那订金是你的辛苦费,你若实在干不了,就算了。我能听得出,他有些惋惜。

现在想想,我确实是吃不了影视这碗饭,有这么优秀的编剧在帮你,有这么现成的好题材,你为什么干不了?后来,我想自己还是不想吃苦,吃不了苦,就真的端不了这碗饭。

从那以后,我俩见面再也不谈编剧的事了。

这几年,冉老师很忙,每次见面都是匆匆的,见面时,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冉老师刚刚完成的影视作品,他编剧的作品都是大资金投入,票房都是上亿的,后来听说光是《封神榜》三部曲,投资就是30个亿,如今他早已成了国内著名的一线编剧。

面对这些赞誉,他却总笑着说写小说的事,他对我说,你看你,现在写小说多舒服,自由自在,要是搞影视,会很累人的。

说这话时,我有点恍惚,感觉十几年的时光没变,冉老师还是那个温和的长者,我呢,还是那个被逼进死胡同、找不到出口的人。

冯苓植老师二三事

有一次朋友聚会,我跟大家聊起冯苓植老师,让我意外的是,竟然在座的人反应很迟钝,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这让我有点不理解。后来我还是理解了,我猜人们反应迟钝的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冯苓植岁数大了(1939年出生),已经到了登八望九的岁数;二是他有影响的作品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虽然后来还在写,影响早已不在;三是他为人低调,很少宣传自己,尤其上了岁数,“躲进小楼成一统”,很少跟人走动。

说实话,像我这样七十年代长大的人,在写作之初,对内蒙古作家的作品,基本也是一片空白。我印象深的是,我只读过一本江浩写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忘了,那时(二十多岁)我感觉有些作家写的东西,语言有点繁琐,用一句专业的话说,重抒情,感觉字里行间全是作者的感情,一片乌云,也要写上三行半,故事有点简单,不怎么吸引人,后来读到艾特马托夫的小说后,总觉得眼熟,渐渐明白,许多作家真正的师傅原来是他。

我读冯老师的作品,也是在认识他之后。这是后话。

我和冯老师的认识当然还得从他“影响大”开始,有一年(大概也是在我二十多岁左右),《内蒙古日报》上有一篇写他的文章,文章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意思说他为人豪爽,喜交朋友,其中有个细节,说冯老师“触电”的事,说他的小说《驼峰上的爱》被影视改编,谈到版权费时,冯老师(好像喝了点酒)激动地说了只要能拍,一分不要了之类的话。

看了这篇文章,我喜欢上这个性情可爱的“大作家”。

于是产生了要去拜访他的念头。

那时我很迷茫,总希望找个“明白人”给指导指导。可那时在呼和浩特找个喝酒的,一个电话能来一大帮,但要是找“明白人”说说话,是件挺困难的事。一日傍晚,我和辛杰、赵卡带着找“明白人”给我们指明方向的迫切感,前往冯老师家。路上,我记得赵卡搓着手兴奋地说,他要是给四大刊推荐咱们,发表几篇小说,就太好了,咱们可一下就成名啦……

冯老师家住在文联家属大院,那个大院位于新华小学对面的巷子里。几个人到了冯老师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在他家说了点什么,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好像冯老师说你们要好好工作、多读名著之类的话。我记得交谈不甚愉快,不愉快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想得到人家认可或是一些鼓励的话,却什么都没有,尤其是赵卡,妄念成灰,一脸悻悻。三个人灰溜溜地从他家出来后,外面已经华灯初上,三个人垂头丧气,坐在马路牙子上,感觉前景黯淡,无路可走……

后来和冯老师很久没见过面。有关他的消息,听到一些,但不多,听到的是他人已经退休了,很少见人,深居简出,生活习惯还保持着晚上写作白天睡觉……

再见面,我已经是四十岁了。

那一年,我的小说《叛徒》意外地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有一天,我接到了冯苓植老师的电话,他让我去趟他家聊会儿。

我按他在电话里告诉的地址,找到了他家。如今他已经不在文联大院,而是搬到离我家不远的居民楼里,他家位于六楼,我上楼时,有点气喘吁吁,心想上了岁数的人,这楼上楼下地跑,确实不易。到了他家,门早已打开,可能我在楼下按门铃时,他做好了待客的准备。

我进了他家,冯老师笑呵呵地坐在沙发上,手里夹着烟,热情地招呼我,看得出他快八十的人,身体非常好,他抽的烟是大青山牌的,这烟是老牌子,价格不贵,我拿出我的烟,他摆了摆手说他抽不惯,现在他只抽大青山。说着他指了下柜子下面,那里有一捆塑料布包裹着的大青山,大概有八九条的样子。他说他抽烟抽得厉害,一天大概抽三盒左右。我问他那难受不难受,他说习惯了。

我俩的聊天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次跟二十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俩说话无拘无束。我们先从我的小说《叛徒》聊起,他说这些年,很少看见有人写呼和浩特,写内蒙古西部这类小说,大意说这个路子要坚持,要抓住这里的特点。我清楚地记得,他提到一个“灰”字,在内蒙古西部,“灰”字是好与坏之间一个过渡的词,比如这个“灰老汉”“干了点灰事”之类的。这就是特点。然后我俩的话题变得丰富起来,从为什么要写作到写作的经历、困惑。他谈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谈的时候,他在思考,两个人越谈越欢……他把他新写的作品让我看,我这才发现他还是在用手写,钢笔字写得很规矩,十六开的稿纸写得整整齐齐,有修改的地方,他基本全是用修改液进行涂改……他把自己的影集打开给我看,影集里是他和我平日仰慕的大作家,比如陈忠实、冯骥才、贾平凹等在各种笔会上的合影。那个时候,冯老师风华正茂,头戴一顶礼帽,一只手插在腰间……我平日里抽烟不算太多,那天跟着冯老师抽烟的节奏,几乎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抽了快一盒。外面已经天黑了,我才意识到有点晚了。

这时冯老师家的饭也做熟了,我正要起身告别。他说别走了,你回家也是吃饭,就在我这里吃吧,大烩菜。

那天我俩谈话的地方又转移到了餐厅,接下来冯老师的爱人戴阿姨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说冯老师当年在阿拉善、在巴彦淖尔,为了写小说的诸多故事,在各种运动中,他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一边吃一边想象冯老师当年写作的环境,还原他在那段时光那片土地的具体样子。

饭吃饱了,烟抽足了,我跟冯老师告别,下楼时,我突然闪出当年从他家下楼时的样子,顿时有些恍惚,一时辨不出哪个虚幻哪个真实。

那次见面后,没多久,冯老师给我写了篇读《叛徒》的读后感,发表出来,这是我在内蒙古第一次有写作前辈给我写文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无意间在家里的旧杂志上看到冯老师的一个短篇,那是本《人民文学》,这个短篇叫《碾子》,我一看,立刻对他服气了,这篇小说简洁的对话,干净的叙事,迷人的传奇,完全没有我之前对这里作家繁琐语言的印痕,后来我见他,提到这篇小说时,他愣了一下,看样子,他几乎快都忘掉了。

开全国作协九大时,内蒙古作协的锡林主席安顿我一个任务,让我一路上多照顾这个年逾八十的老作家。对于这个任务,我当然高兴,此时我感觉我跟冯老师,已经不是什么前辈晚辈,也不是大作家小作家,我俩完全就是忘年交。跟他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木讷的郭靖,而眼前这个老头就是古怪好玩的周伯通。

到北京,我按时按点,去叫他吃饭或是开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他屋里坐着,他知道我的腰不好,就对我说你要是累就躺着。我也不客气,就躺在他的屋里跟他说话。那次开会,大家都是一个人一个屋,有一天,他说你晚上就住这屋吧,正好咱俩说说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担心他睡不好,就没答应。

开会的那几天,我才知道冯老师的影响,每天他屋子来访的客人一波接着一波,我负责端茶倒水,有时候也负责递烟,这些人来自上海、天津、山西等地,都是他的老朋友、学生,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笑呵呵地说话,心里想,冯老师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快乐的老头!大家在他的面前回忆着说笑着,浓浓的暖意在屋里流动。

“九代会”要结束的时候,在金色大厅开一场文艺晚会,我扶着冯老师进了会场,找到了他的桌签后,他刚要落座,一个微胖的陕西作家,站起来跟他握手,我一看桌签,原来是红柯,他握住冯老师的手说,冯老师,我是您的读者,上大学的时候,我读到您的小说《虬龙爪》,里面很多细节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候,我在想:一个内蒙古作家,在全国能得到优秀同行的认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就是靠他的作品。多少年来,冯老师就是通过他的一部部作品让大家记住他,喜欢他。

从北京开完会后,我去冯老师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说起话来更加自由随意,他对我写作很关注,聊起内蒙古西部传奇的事来,他说他有一本关于“鞭赶子”的资料想给我,我了解了一下,觉得确实稀罕,可又转念一想,不好夺人所爱,就谢绝了。

这个时候,我父亲病重,说来也巧,我父亲跟冯老师是同年生人,每次我与病重的父亲说话时,脑子就会突然想起冯老师。一次我与家父说起冯老师,父亲年轻时候喜欢过文艺,他知道冯苓植,他说他可是个大作家。

后来家父亡故,有很久没见冯老师。再去他家,他墙上多了一幅字,写着“放下”两字,字是冯老师写的,看上去有些颤抖,这一年他八十一岁。

我坐在他的面前,恍惚之间,觉得他很像我的父亲,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看什么书、工作情况之类的,我俩就这么慢悠悠地聊着天,聊着聊着,他突然颤巍巍地走到了他的屋子里,然后拿出一件皮夹克,是皮毛一体的那种。他说,你过来试试,这件衣服买上一直没穿,我孙子又给我买了一件,我看你个子跟我差不多,来试试。

我愣了一下,我正要摆手,他说试试看。

我只好站起来走过去,穿上那件皮夹克,很暖和,大小也正合适。我心里想着这有点不合适,有心要脱下来。

他走到我面前。

别脱,我看看,嗯,正好,这件衣服就是给你买的。

他说。

拖雷,本名赵耀东,生于1972年。曾在国内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著有小说集《为谁演奏》《饥饿之年》,长篇小说《寻仇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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