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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毡房

时间:2017-02-25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丁燕 点击:

在定居点,固定住房的花费比毡房大。一架毡房的成本在两千至三千元,毡子可以自己做,花费相对较少;但定居点的砖房,则需现金买,这使得牧民的牲畜数量锐减。牲畜是牧民的基本生产资料,生长需要一定周期,其中又有较多不确定因素,如:母羊空胎、幼羔死亡、自然灾害等,每年牧民都要卖掉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保证日常生活的消费,因此,如果在较长时间内牧民的牲畜数量不能增长,将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有的牧民卖掉毡房,一方面定居后夏天天气热,毡子没有经过染色,易生虫;另一方面,缺钱。有的人则把毡房寄存在山上的亲戚家。还有的,只留下毡房的架子。那些木架子,被放在定居点的畜棚中,再也没机会变成座房子。它们像巨兽的骨头,嶙峋着,丧失了皮肉。去夏牧场放牧时,牧人住在用防雨布搭建的临时帐篷里。

挤在防雨布下,和坐在毡房里,到底有何不同?在毡房里,和牧人一起盘腿而坐的,还有祖先的魂灵。现在,防雨布十分具体地描述出一种寒碜(和旧毡子搭起的小毡房完全不同的寒碜)。防雨布下的生活,放大了黑暗和寒冷。这种房子被临时织补起来,随时要倒塌。即使是在很小的毡房,主人也不会生出零时住居的感觉;而在防雨布中,牧人把日子过得匆忙、仓促、拮据。主妇在白天的正午打量这座蜗居时,像打量几块毫无意义的,发光的玻璃板。她习惯用麻绳扯拽天窗上的小毡子来遮挡阳光,现在,她袖着手,愣怔地盯着防雨布小屋,完全不清楚阳光从哪里泄进来。

牧民对牧业驾轻就熟,但对农业则表现得磕磕绊绊。很多人在定居前从没接触过农业,甚至家里没有一个农业生产工具。虽然到了耕种季节,乡农科站会派技术员指导,但这个和土地打交道的过程总交织着太多的失败与懊悔。他们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苜蓿草一定要在收割前浇水,收割后会烂根;种玉米应在天热时,种早了不发芽……但对直接进入机械化大耕作的牧民来说,他们对机器生出强烈的依赖思想,总想指望那些铁家伙完成犁地、翻地、播种、收割、脱粒等一系列过程,而缺乏精耕细作的技术、经验和劳动过程。

牧人可以离开马鞍和草原,可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长。他们骑在马上时,不仅是一个骑手,更从属于一种巨大的荣誉中。在那里,关于英雄的条件十分详细地规定好了,既周密又严谨,每个骑手都会矫正自己的位置。当他们下马,走进红砖房,他们变成了单个的人,在定居点横平竖直的柏油路上,他们被更大的规矩和法则控制住,令个人能量毫无回旋之地。当他们变成农民,一整套法则正等待着他们。

随着初始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到来,牧人的家庭出现了劳动力重新分化问题:传统哈萨克妇女以家务劳动为主;定居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土地靠妇女经营,男人则从事牧业生产;男人只有在不放牧、不育肥、不做其他生意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农业生产。由于妇女既要照顾家,又要从事种植,就选择易种植、好管理、耐旱又能当饲草的苜蓿种植。

在定居点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顺畅,在这片四方四正的田地里,牧人的勇猛一点用都没有,做什么都不对劲,他们白天劳动,晚上睡在土炕上,脑袋里回味的却是如风似飞的滋味。与每日持续的农业生活同样巨大的,是对过往游牧生活的遗忘。每一个在草原上驰骋过的牧人,为了适应新生活,都必须在大脑中对过往生活进行清理。牧人的生活被分解成两部分:定居点时代,和这之前。牧人常携带着茫然而不知所措的面容走在定居点。这种愣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任何走进这里的人,都能看到那些眼神深处的担忧、怀疑和迷惘。

经过三五年磨合,大多数牧人基本掌握了种植苜蓿、玉米、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的经验(好地种植玉米和小麦,碱地种植苜蓿);牲畜多的人家,甚至将土地全部种成苜蓿。一些人还学会了建房技术,不仅能盖院墙,还能盖畜圈;不仅给自己盖,也给别人盖。定居点需要储存草料,为了节约饲草,牧民一般采用“长草短喂,短草槽喂”的办法(即把苜蓿草、玉米秸秆粉碎,放入槽中,减少因踩踏造成浪费)。有脑子灵活的人,购来饲草粉碎机,营业起来:每小时收费二十元。

妇女到了夏季西红柿和棉花的采摘季节,结伴坐上种植户的小四轮拖拉机,到附近乡村大田帮工,晚上再送回来。冬闲时,她们缝制地毯,在市场上直接出售,一条簇新的手工地毯可卖三百或五百元。而男人们,凭借着对牛羊饲养的熟稔,帮助周围牧场育肥牛羊(与牧场签订合同,羊羔出生后七十天,以十七公斤为标准,超出一公斤奖励一元,少一公斤罚五元),收购牛羊和皮毛,再拿到市场去买卖。有人冬季加工了三匹马的马场,在路边打出卖马肠的广告。收割大麦和小麦时,联合收割机每割一亩地十五元。脱粒后的麦子用汽车送到各家,送麦子的司机按照每亩两元价格收费。

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计算,具有颠覆作用。在这些行为背后,另一种价值体系已建立:金钱的作用被人交头接耳地转述。和转场相连的那些关于生命的记忆,在定居点,被饲草粉碎机粉碎成碎片。人们的手里刚刚拿上钱,可走路的眼神已变得空旷。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他们的父母赶着牛羊穿行在青草中;现在,在他们的孩子眼中,他们或者弯腰拿着锄头,或者将刚粉碎好的短草倒入槽中,或者用粘上唾沫的手指一张张数着钞票。

四个轮子的小汽车来到萨孜湖,从两座毡房间忽悠绕过,喷出突突尾气后,古怪的味道长久地黏在草尖上不散;大卡车到达此地时,车厢还空着,铁栅栏围起长方形小监狱,两层叠加。阔大臀部在车头的牵引下,在无路的草原上起伏突围,呼哧声连续不断,震得云层颤抖。羊群伫立圈中,耳朵神经质地抽搐着,极有兴致地看那大家伙远去,从不曾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被会掳进去,走上不归路。

湖边草坡,凸起一座座白蘑菇般的毡房。在旅行者眼中,这些一眼望去的毡房大同小异;事实上,它们的形制复杂不一,各有功用:父母和孩子居住的毡房为大房子,儿女婚后单过的毡房为小房子;另有一种,则属牧民自发扎建,不为居住,只为营业(但不是某个单位或组织搭建的),称家庭毡房。

一条河流蜿蜒向前,河水清浅,岸边水草团团漂浮,鹅黄淡绿,窄处堆起两滩干硬泥巴,助人一步即可跨越。步行二十米,可达未名泉。泉水直径一米,周围砌红砖,外部均匀涂抹水泥。泉边十米处,是米哈尔古丽家的家庭毡房。红边框眼镜和草原很不搭调,戴着它的女主人完全不像牧民(几乎可以确定,她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一米七高,肤白微胖,袖子捋起,手背上泛着油光,操熟练汉语。我很快得知,自师范学校毕业后,她一直在县城当老师,丈夫哈纳特是库甫乡沙孜村村民,平常在县城做点小生意。今年暑假,在女主人的建议下,一家人六月一日便上山,在泉水旁扎起两座毡房:一座招待客人,一座自己住。

米哈尔古丽拿自己打趣,说起刚到草原的趣事:她拿着望远镜,看到对面山坡有个蘑菇,有脸盆那么大,便奋力爬过两座山头,暗叹自己交了好运,等喘着大气走近一看——是个破塑料壶,在阳光下闪光。之后,她知晓了一件事:自己并非真正了解草原。但她并不因此就要下山。不!自放假后携全家上山,她便打定主意:一定要坚持到八月二十日,天冷后再下山(换言之:一定要把家庭毡房的生意撑下去)。

待客的毡房宽大,炕上铺着绚丽花毡,堆着干净被褥,一次可待客四十人;自己住的毡房窄小些,毡子更旧,但炕铺得和大房子一样讲究:木板上是毡子、再铺黑红格化纤地毯。这个房间内,不仅有米哈尔古丽、哈纳特、穿白罩衫黑运动裤白拉带凉鞋的四岁女儿卡迪亚,还有请来帮忙的姑姑和姑父,炕上躺着穿棉袄棉裤光脚丫的婴儿,是米哈尔古丽妹妹的儿子;卡迪亚身旁坐着的,穿粉色拉链毛衣、黄头发、七八岁模样的女孩,是婴儿的姐姐。

毡房内略显拥挤,却充满活力:正中铁皮炉子炭火正旺,双耳黑色大铁锅内,块块指节大的羊油正嘶嘶作响,炕上小桌,姑姑跪在一块艾得莱斯绸缝制的垫子上,切羊杂碎(自己吃);案板的另一面,哈纳特在切羊肉,准备穿烤肉(给客人吃)。米哈尔古丽抱起刚睡醒的婴儿拍打,鼻腔中发出呢喃,还不时挥动锅铲,翻炒锅里羊油;姑父提着羊头和喷灯走出去(羊头是客人的主菜,得收拾干净),两个女孩下炕,提起水桶,去泉边提水。

是草原让米哈尔古丽认识到牛粪的重要性:作为必须的燃料,在草原,做饭取暖全靠它。米哈尔古丽做梦都想白白捡到牛粪,可当她出门后才发现,那些犄角旮旯处,早被别家主妇洗劫了好几遍,哪能等到她!她便只好买:一堆长、宽、高各一米的牛粪标价一百元(二零零九年冬季雪灾前,一堆牛粪原本三十至五十元)!可再贵也得买。米哈尔古丽咬着牙,买来两车两米的,四百元,二十天就全部烧完;然后,再买……

除牛粪堆的涨跌直接影响家庭毡房的效益外,毡房的定价也尤为重要:太高没人来,太低没赚头,要定得客人心服口服,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于是,价格这样出笼:白天三百,晚上五百(不包括买羊钱,一只羊六百,由客人负担费用,但毡房负责宰杀、洗净、煮、炒、烤)。通过这个价目表可灵活换算:若早晨来,晚上走,吃一只羊,总价为九百;若住一晚,吃一只羊,价格为一千一百元。听起来不算低,但米哈尔古丽说,大头都用来买羊(成批买羊一只可降到五百五十元,但客人大多零星而来,只能一只只买,想在羊身上省钱,很难)。活羊的固定价格令家庭毡房的价格居高不下。可如果再低,就没赚头。

但我发现,对家庭毡房来说,赚的不仅仅是现金:帮客人宰羊,可留下羊皮,羊内脏,羊尾巴等,也是一笔收入。以前,一只羊尾巴卖五元,现在则卖三十五元。将五个羊尾巴切碎,炼出的油可装满二点五公斤的雪碧瓶,油渣还可蒸包子、炒菜。这些小实惠如润滑剂,能让一年皱巴巴的生计变得顺畅些。

毡房的价格可以量化,但接待客人的麻烦却无法计算:不同的客人会提不同的要求,哪怕最严苛的,主人也要尽量满足。

米哈尔古丽举例说:“前天来的客人说好二十五人,来了后我一算,整整四十人!我说要多加一百元,领导点头答应了,还把带来的女人往前一推,说让她来帮忙,可她什么都不干,只顾用纸擦鞋上的泥。领导说要吃两只羊,一只煮一只烤,还要做六个凉菜六个热菜。我把煤气灶搬到外面炒菜,用大土灶煮肉,用铁皮炉烧水泡茶。四十个人,单泡茶都能忙死人:有人要喝奶茶,有人要喝清茶,有人要喝骆驼奶,有人要放盐,有人不放盐。全家人从早忙到晚,腿都跑细了。实在忙不过来,就去周围毡房找人来帮忙,一天五十元。水不够,让两个女孩轮流去泉边提。晚上客人不睡觉,拼命喝酒,喝完就大喊,上清茶,上奶茶。我们在旁边毡房不敢睡,听到喊声,马上起身,烧好茶,提过去。又赶上半夜下雨,他们喊冷,我们把炉子也架起来。有人在地毯上吐了,我用洗洁精洗,清水冲,又忙活了一阵。可临上车,领导硬是不给那答应好的一百元,头一扭,人呼啦啦上车,一把方向盘,全走了。”

在城市,邻居关系很疏离;到了草原,米哈尔古丽重新认识到这个词的内涵:刚上山,扎好毡房后,米哈尔古丽根本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邻居(丈夫的远房堂哥)的窥视之中。一连四天,没客人来,邻居骑马跑来嘲笑她:弟媳妇啊弟媳妇,这么大的空房子,真漂亮啊。她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看到旁边有人也建起座营业性毡房,邻居骑马跑来:弟媳妇啊弟媳妇,人家的房子来了,你们的房子不行啦。又过了数日,他再次骑马跑来说:哎呦,你们家可真行,都已经接待了二十五拨客人啦。米哈尔古丽差点晕倒:她每日忙得团团转,根本没细数接待了多少拨,可邻居每天都眺望她家毡房,记录下烟囱冒烟的次数。又一次,看见炊烟升起,邻居忍了又忍,没骑马过来,改成打电话:弟媳妇啊弟媳妇,你们是不是又在烤没结婚的羊娃子?

当家庭毡房从草地上锐利冒出,邻居们的眼神变得格外敏感。以待客为传统,视买卖为耻辱的游牧民族,面对这个新事物时,忐忑不安。传统的,世代相承的稳定结构,被这座毡房撬出个缝,变得松动起来。所以,一座毡房并不像它显现的那么简单:它的一举一动,皆在邻居和传统的灼灼注目中。

竞争同时到来。看到米哈尔古丽家的生意不错,有人眼馋,要来和她抢地方。可她早都打听清楚政策:在冬窝子,每户人家毡房的地点有具体规定,但夏窝子却没有,谁的毡房扎得早,那地方就归谁。听到有人说让她搬走时,她站在门口就骂:“我男人就是这个村的,谁敢动我的房子!”

他们在旁边扎起毡房。没有煤气灶,只修了个土灶;也不提泉水,用咸井水烧茶,茶味泛苦;一瓢水把整个羊肚子晃一遍,里面还有绿色;人来得多些,就忙得颠三倒四。米哈尔古丽说:“搞接待,还得女人干。女人耐心、细心。”

她家毡房不仅人多,且分工明确:她负责倒茶,招呼客人;姑姑炒菜;哈纳特和姑父收拾羊;女孩子们提泉水。有的客人吃不惯羊肉,想吃面条,咋办?要提前准备好挂面之类的东西。可对面的那些大老爷们,哪能想得这么周全。他们白天忙着炒菜,晚上还要搞接待,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大师傅生了气,自己走下山。之后,那房子的烟囱便再也没冒出烟。

刚上山,才四岁的卡迪亚万般不习惯,说周围没人玩,太着急,还是回城里的楼房去吧。住了几天,她的馋瘾犯了,强烈要求吃肉。米哈尔古丽一摊手:我们没肉啊。她用小手朝不远处一指:那么多羊,宰一只不就行了。母亲笑弯了腰,说傻丫头,那些羊都有主人,得花钱买才行。哦……女儿看看羊群,发狠道,等我长大了,一发工资就买羊吃。

女儿和母亲去捡牛粪,开始嫌臭,慢慢地,从母亲的言行中懂得牛粪的可贵,大老远看到一团,激动得直跳脚,狂奔过去。做母亲的不断点头:这份对牛粪的热情,在县城,可培养不出来。

大风大雨后,母女俩出门捡垃圾:将吹到毡房周围的塑料袋、矿泉水瓶、废纸壳等收集起来,装在袋中,再挖个坑埋起来。多数时候,母亲做,女儿跟着看。可在当老师的米哈尔古丽看来,父母以行为教育孩子,远胜过空谈。

草原上的生活冗长繁杂,别看卡迪亚小,也要承担必要的劳动。除去提水,每晚六点半,她还要负责将小牛绑起来。母牛在外吃了一天草,回来的途中就会哞哞呼唤自己的孩子,小牛听到后,想方设法从圈里挤出来,朝母亲——不,应该是母亲的乳房,奔去。此刻,是母牛乳房最饱满之时。米哈尔古丽叮嘱女儿,在母牛回来前一定要将小牛绑捞,若奶被小牛吃了,人就挤不出来了。小牛才三个月大,正是馋奶时,可再过三个月,母牛再次怀孕后就会断奶,所以,母牛能挤出奶的时间很有限,于是,就出现了人牛抢奶一幕。

挤奶有固定时间:早晨七点半到八点,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中午奶少,一般不挤。有一天,卡迪亚忙着玩,忘了绑小牛,小牛撒着欢冲到母牛身旁,大嘴吮吸起来,等米哈尔古丽发现,将小牛赶走,母牛的乳房早已瘪下去。卡迪亚做了错事,低着头不吭声。米哈尔古丽揽过女儿的头说,没关系,就当让小牛过个年。

卡迪亚已对周围环境很熟悉:知道哪家有马奶子,哪家要办喜事,什么时候去看赛马。每当她看到有骑手牵着马拎着桶来到泉边,就蝴蝶般飞过去:哥哥,你家的毯子好漂亮;哥哥,你的马肯定能跑第一名……然后,她说出自己甜言蜜语的目的:哥哥,你就让我骑骑马吧。

转场的本质是环保,它的行为根基在于鲜明古朴的生态观。当哈萨克人遵循一年多次迁徙、四次大搬迁,夏牧场一次放牧为三四日,顺次转场的游牧生产方式时,就是为了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场。转场有固定的时间、线路和目的地,不但满足了牲畜的觅食需要,不至于损害草场,而且这种依时依地的迁徙轮牧,极大地实现了现代人极力呼吁的“休牧”举措。

当工业化进程的酸果正在被人们艰涩吞咽时,一个词遭到质疑:“现代”。我怀疑并惧怕这个词。这个词貌似要将人类引入一条不归路:当我们大规模抛弃游牧时,我们说农耕更现代;而当我们荒废农田进城时,我们说工厂更现代。当工业废水污染自然,海啸地震蝗虫袭扰,我们蓦然发现,在貌似最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中,却有着最为“现代”的观念。是谁赋予“现代”这个词以一种特殊的优越感?那个主导这个词的嘴唇,只在追逐当下利益的最大化,从未将地球看做自己的家。

哈萨克人一直与大自然保持着最近的距离,在游牧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发的环保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禁忌和惯例中,是对自然所进行的本能保护。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多余的生物。虽然他们没有“环境保护”这样的词,却常劝诫儿女:不要拔嫩草,因为你的生命像嫩草。搭建毡房时,他们会选择无草或草少的地方。在转场途中,要将做饭、烧茶的火堆用土盖埋。夜晚时分,长辈不允许晚辈往外倒灰(荒火是破坏草场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训诫在孩子们的头脑竖起根手指,嘘——从小接受这种训诫的人,在他们的皮肤底下,充溢着一颗别样的心脏:自然并非只是供人攫取的身躯,它同样有灵魂,要休息,值得敬重。

在城市,植物变成装点门面的物品,而丧失了其特殊的生命灵性。圣诞节前夜,人们砍下冷杉扛回家,在松针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礼物盒,每个盒子上都有个金色蝴蝶结,每个蝴蝶结都反射出光芒,令这棵树熠熠生辉。这棵植物远离了自己的根须和泥土,正在效忠庆典。春节前的花市上,中国南部的花农将培植好的菊花摆出来,一盆八元、十元。那金菊刚好绽放在从初一到十五的农历时间。元宵节后,花边显出黑褐色,再过半个月,花瓣枯萎,皱缩,枯干,暗淡无光。它刚刚还为节日扮演了助兴的角色,就已经变成了尸体。当人们将它从花盆中拔起,丢进垃圾桶后,我看见,这菊花没有根。花农轻松地将花枝从树上剪下,直直地插入土中,让原本不该出现的场景(只要它们出现在人的脑袋中),呈现在现实中:一盆盆金黄的菊花,开在春节的房间里。城里人轻松地杀戮着,并不紧张。他们给圣诞树挂上礼物盒,给金桔树扎上红包,将菊花摆在窗台,并不觉得那植物正在受辱。

大规模转场曾衍生出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冬不拉弹唱、姑娘追、赛马、叼羊。定居点虽然也设有文化站,但设施简陋,除桌椅和一套音响外,别无他物。冬不拉弹唱仍保留,但其余活动则因需大规模活动场地而不常举行(定居点周围的草场都被围栏围起)。尽管电视已很普及,但人们并不像阿肯弹唱那样喜欢。长期游牧,居住分散,使哈萨克人相互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更喜欢动态的、直接参与的文艺活动,而电视是一种静态观看,其节目是程序化播放,阿肯弹唱则具有直接对话效果,而且,熟人的表演更能引发共鸣。

并且,阿肯并非杂耍逗趣的演员,他更是幽默的智者,精通变形组合,顺手采撷生活琐事,即兴编成曲调,敏锐俏皮,出人意料,通过讽刺、赞赏、鞭笞,将一条裸露在生活之外的线头拽住,再将与其相关的内里尽数剥开。人们很容易忘记一整夜的电视节目,却能记住阿肯的某些话。那些词语看似平常,却往往暗藏着一个族群精确的态度。

在定居点,“致富能手”成为人们学习的标兵。能致富,当然好,但成为标兵,就令人迷惑。无论以什么声调说出“致富”这个词(开玩笑或认真),它都是个和利益相关的词。在草原,人们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其设定标准和钱没关系。“致富”这个词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它掩藏了一些这样的概念:秩序、纪律、勤奋。有人遵循这个词调整自己的生活,无妨大碍;可如果谁不追随这个标准,谁就显得落伍,多少让牧人不舒服。将会聚敛钱财的人称为英雄,和史诗上的标准总有偏差。对英雄的判定标准不会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当牧人强迫自己去适应外部条件时,因为外部的标准并没有给自己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只会让牧人失足跌落。牧人在转折点上显现出焦虑,同时,还有恐慌。

转场,让哈萨克人远离城市和农业区。为解决日常生活需要,他们自己打制生产工具、家具,加工各种食品。民间传统技术的诞生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智慧的反映。定居后,这些传统技艺被年轻人界定为“土”,他们更愿意骑上摩托车,去学修理汽车之类的新技术。

(刊于2013年6期《散文百家》,入选《2013民生散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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