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我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参加北京语言大学与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的合作项目——《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的编写，出任副主编。大概校方认为我在编辑研究部工作期间，参加过十来部中外文工具书的编写，已经积累了辞书编写的经验。

两岸的合作项目完成后，商务印书馆又请我去参加《新华词典》的修订工作，负责语词部分的修订。修订工作一完成，商务印书馆表示愿意聘我为馆外编审，与此同时，又有友人动员我去参加两岸语文工具书的编写，待遇优厚。两方的好意都被我谢绝了，我直言以告：我要开始编写“北京话词典”，不然多年的愿望就落空了。对我的选择，他们都表示理解，特别是时任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的周洪波先生，他不仅支持我的想法，还给予了具体指导，使我备受鼓舞。于是，2000年夏季，我正式开始编写“北京话词典”。

2007年，“北京话词典”完稿，我把书稿交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让我将书稿送给某位专家看看，请他写篇序。不料那位专家看了拙稿，拒绝写序，还说：“徐世荣、宋孝才都是北京人，他们已分别编写了‘北京话词典’，谁能超过他们？”

我想，先贤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人，陈刚是福建福州人，他们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研究北京话，都有不错的成果。齐如山因赴台湾，书稿未能按时在大陆出版；陈刚的《北京方言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怎么一个家乡离北京市中心仅七十公里、属北京方言片区的涿州人就不能编写“北京话词典”了？我不认可这种意见。

后来这位专家一到商务印书馆，就和馆方负责人絮叨这部书的出版一定要谨慎，他的反复絮叨，甚至使这部书的责编心里“打鼓”，而我不以为意，照样我行我素，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也没有改变出版这部书的想法。

2010年11月，我编写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甫一上市，就引起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首印的三千册很快售罄，后来又加印了三千册。有记者对我说，改革开放后，学习、研究北京话的中外人士越来越多，已二十多年没见到同类书了，你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正应其时。还有读者对我说，就目前看过的几部北京方言类的工具书来说，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你的书做到了“后出转精”。

由于《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没有像某位专家预料的那样给出版社丢脸，还受到了中外媒体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于是我又开始着手编写第二部关于北京话的工具书。这就是新近出版的《北京话词典》。

《北京话词典》与《新编北京方言词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北京话词典》的篇幅更长了，是《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字数的两倍。究其原因，《新编北京方言词典》侧重于收录北京的方言土语，而只要是北京百姓日常用到的口语词，《北京话词典》就收录进来，还特别注意儿化不儿化、轻声不轻声的对比交代，并力图做到常见义项完备，义项的先后顺序安排合理，释义和举例简明、准确。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北京话词典》在举例时与其他语文类辞书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引用了许多北京的俗语、谚语、格言、顺口溜等。这是考虑到喜欢北京方言的人，有不少是民俗学爱好者或民俗学研究者，抑或地域文化的研究者，一个地方的俗语、谚语、格言、顺口溜等，是可以透露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地方文化特色的信息的。

至于《北京话词典》在其他方面的长优短劣，我既不可敝帚自珍，也不敢老王卖瓜，只好请读者自由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