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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3年第5期|郑小驴:海南,或一种透明(节选)

时间:2023-11-01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郑小驴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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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必将烟消云散,曾经的欢愉和不适,终会消融于岁月的泡沫。在不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人们常常会站在时光的门槛上,怀想过去那些熟悉的街市、音容、友谊,以及种种美好和不美好的往事。《海南,或一种透明》是作者对海南六年客居生活和那段人生经历的回望,也是对自己当时身在他乡的某种心绪的梳理。是怀念,更是展望。

海南,或一种透明

□ 郑小驴

回首海南,海南一片明亮,近乎透明。没有雾霾,没有灰暗,没有隐喻。只有耀眼的阳光,如阿尔及尔的海滩,蔚蓝,眩目。迷宫般的街道,电瓶车如潮水般从眼前流淌。椰树下黝黑单瘦的身影,贫瘠的表情,目光温顺。高大挺拔的王棕和椰树并不提供荫蔽,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

无人不屈服于这耀眼的光芒,在一个个乏味的午后昏昏入睡。午后是海南最安静的时刻。在这里,很容易想起马尔克斯,想起他笔下的小镇、香蕉种植园、咖啡馆。这里没有巨翅老人,没有纸做的玫瑰,只有一片忧郁的热带。溽热,暴晒,暑气蒸腾,头皮发麻。阳光充裕得廉价。放眼四处,全是葳蕤茂盛的热带绿植,凤凰花、椰树、佛肚竹,还有许多种植物叫不出名字。一种热带气息在心头奔涌,要从全身毛孔中挣脱出去。抬头永远是那耀眼的蓝,蓝让目光变得空洞,让想象力枯竭。什么都看得见意味着什么都看不见。

美舍河穿城而过,与南渡江汇合,从新埠岛入海。我的日常生活和这两条河有关。每天上班的路上,从车窗一眼就能瞟见河流,以及河岸高耸的电网、树木、住宅区。诸多的傍晚,暑气开始消散,我走上流芳路,开始沿着美舍河跑步。我记不清是哪天开始尝试长跑的。走上河道的某个刹那,我决定奔跑。迈开腿,双脚蹬踏,飞快掠过一群面无表情的陌生人,掠过一簇簇三角梅,掠过榕树下那群准备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掠过在派出所门口纳凉的片警。他们目送我沿着三公里长的河道来回绕圈。风从耳际拂过,眼前模糊不清的面孔与天空、树影、河道一体,渐渐消弭于海滨的夜色。

在海南,我慢慢迷上了跑步。沿着美舍河跑上几圈,十公里,变成我的日常生活。晚风吹着河岸的糖胶树和红树林窸窣作响。路过一棵榕树,总忍不住要扯下几根气根。咖啡色。闻起来有些苦涩,一会儿指腹发黑。我时常回味这股味道,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我在海南的味道。

有时我去更远的南渡江跑步。从五公祠出发,沿着南渡江堤坝一路跑到新埠岛,往返十六公里。新埠岛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港口终年横着几艘渔船。入夜的海风夹杂着淡淡的咸味,天空依旧眩目,呈淡淡的紫罗兰或玫瑰红,美得让人心碎。这是我居住过的城市中离大海最近的。晚风送来大海的气息,微咸,潮湿,黏皮肤,像某种来自海洋深处的鱼类。傍晚的时候,新埠岛的桥头有新鲜的海鲜兜售,都是新上岸的渔民,戴斗笠,穿着朴素,黝黑的肤色,瘦小的个头,和渐渐变浓的暮色融为一体。

和成群结队相比,我更习惯一个人跑步。一个人跑步意味着全身心沉浸在某种节奏中,思绪从诸多束缚中脱离出来,获得短暂的自由,这份自由为我独享,谁也没法参与、剥夺。或欣赏沿途风景,或胡思乱想,思考一些事情。世界一片澄澈,唯有风过耳。跑步是接近完美的逃脱术。

更多时候,选择跑步只不过想让心跳加速和汗流不止。穿上亚瑟士跑鞋,迈开双腿,每一步蹬踏都结实有力,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

夏天的时候,我常去南渡江游泳。跨江大桥附近的榕树下经常聚集着一群游泳爱好者,光着膀子,围成一圈打牌或打彩。树干上挂着几只褪色的救生圈。一条狗趴在树下,伸出舌头吐着热气。旁边立着一块纸板:水域复杂,严禁下河游泳!显然没人把它当回事。

换好泳裤,戴上泳镜,扑入温热的河面。阳光还很强烈,天空像融化的黄油,让人睁不开眼。游到江心,停止动作,不断下沉,下沉,直到呼吸急促,才冒出水面。像濒临死亡。那种体验很微妙。

这条江比想象的要深要宽,五六百米宽,每年夏天都会挽留几条生命。有一年,淹死了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死者母亲凄厉的哭声响彻江岸。第二天照旧有人去游泳。死亡并没有震慑游泳的人。一个个黝黑的脑袋从江面潜下去,又冒上来,像打地鼠。落日将南渡江大桥照得熠熠生辉。金黄的江面偶尔驶过一艘渔船,戴着斗笠的渔民站在船头吸烟,柴油机发出隆隆声响,往新埠岛港口去。

第一次去南渡江游泳时我还是旱鸭子。同事邀请我去南渡江游泳。他问我会不会游泳。我撒谎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要这样做。我抱着一只救生圈,愣头愣脑地扎进了南渡江。温热的水流席卷着我,要将我带往更远的远方。江岸的树影越来越模糊。悬空,沉入,无根之地。一种未知的危险向我逼近。我紧紧抱着救生圈,像抱紧某种未知的命运。因为抱得太紧,手臂被救生圈的绳索磨破了皮。尽管如此,我依然不敢丝毫懈怠,我知道一松手,这条命从此属于这条河。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一鼓作气游过南渡江。站在对岸的沙滩,遥望远处的树丛和灌木,那么近,那么远。心情突然一阵轻快。像是对南渡江一次恶作剧般的报复。

有一阵,我无所事事,经常下班就去游泳。游到对岸再折返,四十分钟,一千五百米。风浪大的时候,会被浪花带去很远的下游。下游的岸边怪石嶙峋,布满苔藓和水草,很难落脚,稍不留神,就被卡住,半天动弹不得。也容易被尖锐的石头割伤脚。最危险的是被江上的浮标缠上。南渡江有很多移动的浮标,像长了眼睛的鬼魂,不管游多快都躲不过。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天气依然炎热,江上游泳的人突然变得稀少,阔大江面,寥寥几人。那天江面风浪大,游到对岸,比往常的靠岸点偏离了两百米的距离。返程已经薄暮时分,风浪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迹象。天光一点点消退,绚丽的玫瑰色天空逐渐发暗,白色的云团像浸透墨汁乌黑一团,江岸的植被在视野中开始模糊不清。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远处的漂浮。像个人头,一浮一沉,斜刺里朝我漂过来。一股恐惧在悄悄逼近。紧张的气氛攫取着我,迫使我加快了节奏,拼命朝岸边游。然而不管怎样使劲,它到底离我越来越近了。就像命运撒来的网,劈头盖脸,无法摆脱,只能任由摆布。它终于缠上了我。我感受到了绳索缠在身上带来的束缚。无法充分施展手脚,身体随之失去平衡。一刹那联想到了死亡。死亡就是薄暮的颜色。暗灰,黑蓝,冷色调。那是第一次下水都未曾有过的感觉。我只能猫着腰,潜入水里,手脚并用,尽快挣脱束缚。

上岸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岸边烧纸,突然醒悟,鬼节到了,怪不得没有人游泳了。海南人迷信,农历七月份,忌讳去江里游泳。第二天和同事讲起这事,同事开玩笑说,你确定看到的,是人吗?我不确定。虽不迷信,但的确是最后一次去南渡江游泳了。我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嗅到死亡的敌意,还是不忍朋友担心?去海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符力是我在此地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当他知道我经常独自一人去南渡江游泳时,不无担忧地说,不要去江里游泳。诗人的眼神充满了忧疑,他一定想象过悲剧的情景。类似的场面我也想象过。作为失意的过客,在这事上,我罕见成功了。我没有被南渡江带走,每次渡江上岸,都是死里逃生。此后无数次在南渡江边奔跑,再没有下过水。

我的居所毗邻流芳路上的五公祠。一座为了纪念千年来流放至此的人而建的祠堂。高大的赭红色围墙,留下斑驳的树影,样式很像北方的宫殿。每次上班都要从它旁边经过,从流芳路上海府路,再转入国兴大道,这就是我在海南的日常。无数次经过五公祠,却从没有进去探访一番的兴致。流芳,谐音就是流放,流芳路就是一条流放路。一千年前,一些人被放逐至此。一千年以后,一些人选择了自我放逐。自我放逐,意味着远离故土,远离熟悉的生活,远离舒适圈。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当初为何去海南的最佳诠释。当然更像是个蹩脚的借口。

在海南,孤独是个动词。特别害怕过节庆,第一个元旦节,独自开车去了博鳌,一个灰蒙蒙的雨天,在海边的草地上搭帐篷,吹了一夜的海风。海风大得要将人带帐篷一起刮进南海。惊涛骇浪。狂风中的椰树像集体嗑了摇头丸。愤怒的海浪誓将万物击为齑粉。第二天灰溜溜返回海口。凄风冷雨中,阳台飞进一只避雨的小鸟。全身羽毛湿透,冻得哆哆嗦嗦,脚下流了一摊水。我们就这么长久地对视。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四周沉寂,氛围有些尴尬。阳台外边是一棵孤零零的椰树,稀疏的树荫,也从来不长椰子,我曾为它的处境担忧。椰树,鸟,我们暂时都没法离开。

对此后悔过吗?我不知道。2006年世界杯,齐达内决赛时顶翻了马特拉齐。记者问他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为此后悔过吗,齐达内说,如果我此刻后悔,终将后悔一生,所以我选择不后悔。这是我喜欢齐达内的原因。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去定安,那儿有条我喜欢的县道。车流很少。僻静。道路两旁长着茂盛的糖胶和苦楝树。阳光穿透叶隙,留下一地浓荫。阳光下,绿不再是绿色,是透明的金黄,有着毛茸茸的质感。不时有小路伸往树林深处的村庄。海南的村庄不像内地,很少挨着公路,透着遗世独立的古风。那是一条我常流连忘返的道路,是我在海南的66号公路。有时下班,我会开车漫无目的地在这条路游荡,追逐辉煌落日和飞虫,一直开到天黑,再返回。

无路可去的日子才孤独。也许孤独是极寒天气覆盖在铁栅栏上的白色。你以为是雪,其实是盐。少了寡淡,多了坏胃口。如果带着浪漫去舔舐一口,会咸得发苦。我之所以来海南,也许是想尝尝这味道。“我希望能够远走,逃离我的所知,逃离我的所有,逃离我的所爱,我只想去任何地方,无论是村庄或者荒原,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多年以后,我在佩索阿身上找到了共鸣。我很享受在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独处、生活、冥想。独处是一个人的狂欢。这也许是少时很渴望成为隐身人的缘由。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关于孤独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孤独是人生中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里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也许孤独就是一棵不合群的树。在海南,辽阔的南中国海带来太平洋的气息。我常幻想海平面上有那么一棵树,孑然独立于海面,与其他丛林远远隔开。

有一段时间,我至少过上了一种看上去很阳光健康的生活,跑步,游泳,骑行。2018年,我将自行车从北京托运回了海南。那是一辆美利达山地车。我骑着它去过高崖口、居庸关、潭柘寺。选择回海南后,我将自行车拆卸打包,运回了海南。回来的时候,它伤痕累累,前轮瘪了,车身掉了些漆,看上去无精打采,我们如同一对难兄难弟。我骑着它去沙坡水库和远郊的机场。落日余晖将机身照得熠熠生辉。一架架庞然大物在低空腾飞而起,或俯冲降落,如同人生处境中的起起落落。

一些情绪在黑暗中酝酿。从北京回来,我又回到了陌生又熟悉的街市,走进国兴大道上的办公室,阳光,永远耀眼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口穿透进来,像一片没有颜色的利刃。我站在那儿抽烟,体验一种并不需要的温暖。我成了消逝时光的囚徒。“除了生命,一切事物对于我来说都变得不可承受——办公室,居室,街道,甚至它们的对立物,都会将我淹没和压迫,只有生活的整体能给我提供宽解。”深夜读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心有戚戚焉。在这耀眼的阳光下,我们都是时光的囚徒。

作家韩少功——更多人称他为智者,在我上岛之初,鉴于这边贫瘠的思想文化和落后的城市基建,他给予过我一些忠告。他的居所位于海甸岛,一个宁静的小区。他的楼上住着同为作家的蒋子丹老师。在某些冲动的时刻,我将自己的习作发给他指导。在他的客厅,抽烟,谈笑,聆听他讲文学或时事政治。对我来说,无异于文学课堂,是对即将陷入麻木的精神拯救。我有时也会回忆2006年那个炎热的暑假,我从图书馆借来他的小说,享受一种文学带来的愉悦和热情。他是这个时代少数的灯塔。在他面前我总是拘谨,保持一颗简单苍白的心。我一直记着他的告诫,文学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人物形象和内心要尽可能丰富,要学会聆听人物内心的声音。大道至简。

难道不是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惜很多人做不到。要学会聆听人物内心的声音。要与笔下的人物感同身受,同呼吸共命运。这个声音尽管多数时刻并不会让人愉悦。

在流芳路的居所,我时常聆听楼上传来的声音。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深夜发出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歇斯底里地喊叫,光着脚在各个房间奔逐、游荡。她的脚步声在我头顶春雷滚滚般响彻。又一个被时间剥夺睡眠的囚徒。偶尔还发出一两声尖叫。

我见过这个女人,披头散发,目光空洞,一口牙已经所剩无几,果然光着脚。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站在破旧的门口,将我堵在门外,我飞快地瞥了一眼房间,该怎样形容呢,和她一样凌乱破败。整个房间弥散着一股腐朽和颓废的气息。我还没来得及说完来意,她就咆哮着将我赶下了楼。他们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有些意味深长。我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和丈夫、儿女住在一起。在很多个傍晚,阳光依然眩目,她站在朝西的阳台,全身沐浴在火热的余晖中,一动不动地望向远处。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又想些什么。她的目光呆滞,近乎透明,也许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有想。好几次我硬着头皮,在她目光的注视下战战兢兢地走向那栋楼,站在三楼掏出钥匙,插入锁眼,进入海南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我有时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倦怠。意识命令我将钥匙插入,手却在极力抵抗。我害怕推开那扇门。看起来,这是一个站在门外向生活缴械投降的人。我始终没法和某些东西达成和谐。没法和现况耦合。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暗示我,去远方,去远方!去流浪,去流浪!我异常清楚,那是塞壬的歌声,但依然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吉普赛人的气质莫名地吸引着我。这些年,汽车后备箱随时备着帐篷、睡袋,随时可以停下来,安营扎寨。

有一阵,我常去海边露营。在桂林洋的海边,一群牛突然造访海滩。几头小牛犊伸直着脑袋朝帐篷走来。它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围着我,嗅我。那时我感觉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西海岸,朋友听说我独自在海边露营,放心不下,骑着小电动,带来烧烤和啤酒。我们坐在海边,说了半宿的话,深夜的海浪不知疲倦地翻滚,停泊远处的船只灯火闪烁,映照着黑蓝的海面。我不得不重复:每朵浪花都是崭新的。

在海南,我逐渐拥有了友谊。他们构成我在海南朋友圈的日常交际。当他们某天进入五公祠的住所,无疑都露出了惊讶之情。他们的脚步越过乱成一团的房间,撞倒一片空酒瓶和垃圾桶。那时我已经喝光了一两百个红酒瓶。我不知道到底酒精需要我,还是我更需要酒精。酒精于我而言,更像寄生的关系。我们彼此需要。想起北岛的那首《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他们说,必须改变了。

最先需要作出改变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房间。几个对我而言重要的朋友,在我人生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们出现了,接手了我在五公祠的生活。他们是秦子积和陈有膑兄弟等朋友。他们骑着小电动过来了,刷墙,装窗帘,修马桶,检查电路,置换家具。手脚麻利地将我的房间修葺一新。写小说的子积有双巧手,写诗歌的有膑做得一手好菜。仿佛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们。他们是我在海南最密切的朋友。在我暂居海南的最后一年,我过上了某种称得上舒适的生活,我将房间的钥匙留给他们,出门跑步,等我汗淋淋回家时,他们已经做好一桌子的菜,等我一起喝酒,看电影,讨论文学。

我被困在岛上了。我尝试接受这样的生活。如果这是命运,我准备服从命运的安排。我想起1955年困在特立尼达岛的沃尔科特,岛上风光无限,阳光,海滩,棕榈,然而他写厌了,灵感枯竭,像现代的鲁滨逊,却带着星期五的痛苦。如果作家主要是为了他的写作而生活,那么岛上的生活对于写作而言无异于毫无想象的透明。后来沃尔科特从特立尼达岛远赴美国,奈保尔不无感叹,“……对于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些海岛会限制他,很快耗尽他的心力,而这样的人,如果处在一个更大、更具多样性的空间,也许可以展翼,成就未曾想过的事业”。

在海南,我能体验沃尔科特同样的痛苦,但我坚信余生将和这个海岛密不可分。我做好了接下来和生活握手言和的准备。我在岛上购置了新房,换了本地汽车牌照。吉普赛人般的生活已如潮水般退去。我迫切需要安定下来,迫切需要平静,一种能听见内心深处呢喃般的平静,直到某一天和沃尔科特的命运相似——接到了大学伸来的橄榄枝,一把脱离了这种处境。

在我决定离开生活六年的海岛,我忽然对此地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我开始频繁去火山口,在那里能看到辉煌的落日和吃到地道的黑山羊肉。在常去的海湾,海浪翻涌,每朵浪花都是崭新的,温柔地覆盖着我的脚背,远方黑蓝的海面让我沉默良久。我突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的新鲜。木瓜树,海芋,木棉花,三角梅,海滨落日。我预感我的海南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这种情绪变得尤为强烈。

六年前,当车停在海边,我想这儿就是陆地的终点,再往前就是大海。现在我感受到那部分记忆正缓缓消散。一切坚固的必将烟消云散,曾经的欢愉或不适,终会消融于岁月的泡沫,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岁月,我渴望这儿还保留着我曾经熟悉的街市,熟悉的音容和友谊。“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组成的,我们的弱视症使我们只能看到四处弥漫的薄雾而已”,制造迷雾的人,也将穿越迷雾,终会看见海角和尖峰。

……

(全文刊于《江南》2023年第五期)

郑朋,笔名郑小驴,1986年出生湖南隆回。小说家,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曾获茅盾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主奖、湖南青年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南海文艺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部分作品翻译至英、日、捷克、西班牙语。出版有长篇小说《西洲曲》《去洞庭》,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蚁王》《消失的女儿》《天花乱坠》,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主编科幻小说集《未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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