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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23年第1期|朝颜:凤鸟飞腾兮(节选)

时间:2023-05-12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朝颜 点击:

· 壹 ·

一双小脚,生生将我的眼泪逼了出来。

彼时,我站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被一张黑白照片攫住,被一个女人坎坷丰沛的命运攫住。四周人声嘈杂,我没有挪开步子,只是定定地望着她,望着她的小脚——那双与微胖的身材极不相称,仿佛无法承受生命之重的小脚。

照片中的女子二三十岁的年纪,一顶镶着五角星的红军帽,一件深色的长大衣,扎着绑腿,绑腿下,是一双尖尖的“三寸金莲”。她的一只手掖着大衣,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未知和疑问等着她去一一打开。

是的,那时候她一定不会知道,前方还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等着她去丈量,她也一定不会知道,自己将创造出一个人类革命史上的千古奇迹。

她叫杨厚珍。

那照片是她出发长征前在瑞金一家照相馆拍下的留影。这一个仅以秒计算的瞬间,就这样定格在了中国女性史上。

小脚,无疑是封建威权加诸女人身上的枷锁,是前朝赠予杨厚珍的痛苦遗物。长征,却是冲破封建威权的一种伟大尝试,是追求人类解放的一次成功突围。在时间的长河中,缠过小脚的女人不计其数,唯有一个人,迈着一双小脚从瑞金出发,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最终活着走到了陕北。

这个人,确乎是将最卑微的处境和最伟大的成功都集于一身了。

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两年的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那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那重重的险境和困境,一双小脚和一个柔弱的女子是怎样一一将之战胜的。

从旧照片中抽回目光,我看见了此刻的自己,穿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手执宽屏的智能手机,双脚在皮靴的包裹中自如伸展。这所有的物质丰裕和精神自由,难道和投身革命的杨厚珍们没有关联吗?

可是这些,杨厚珍却看不到了。

尤其是,当我听到身旁的先生说,杨厚珍正是他祖母的亲姨妈,一种更深刻的震撼击中了我的内心。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所身处的瑞金,与今天的瑞金迥然不同。但时间安排我们在同一个出生地隔空对视,并且,于冥冥中产生了亲缘的关联。

我怎么能不流泪呢?

回到家里,先生翻出一张发黄的名片,那是杨厚珍的儿媳妇——原九江仪表厂工程师曾宇红留下的。1991年,曾宇红来瑞金出差,在先生家里吃饭,与他当时尚在世的奶奶和父母共叙亲情。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谈到了杨厚珍,那是他们共同的亲人,也是他们共同的骄傲。

时光移易,两个家族的人一茬茬地出生和老去,赣北与赣南的交集发生得那样少,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也早是拨不通的了。幸而,先生前些年通过九江的朋友与曾宇红重新取得联系,并一直保存着她的手机号码。

这时候,曾宇红的爱人刘延林,即杨厚珍的亲生儿子,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略有些耳背了。曾宇红也已八十二岁,但她耳聪目明,忆及杨厚珍的往事,思路清晰,表达准确,着实令我心生感动。

我与杨厚珍,就这样拨开未能重合的光阴,得以灵魂相遇。

· 贰 ·

1908年,杨厚珍出生在瑞金城南的一个小巷子里,小名新凤。准确地说,那一年还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封建的枷锁从一出生便套在了她的身上。尽管她的父亲曾做过小学美术老师,母亲是一名制爆竹的工人。他们没有足够宽阔的想象,可以预见到女儿将要投身的那个未来。

缠脚,是那个时代的女子不可逃避的命运之痛。五岁,她被大人按住,脚指头一根一根生生地掰断,压在脚底,扎紧。她哭啊,闹啊,挣扎啊,一切都无济于事。妈妈流着泪告诫她:“不缠脚以后你怎么嫁人?”是啊,以清王朝旧民的见识,人们尚不知道,一个女孩子除了嫁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那几乎是可以想见的一生,女孩被禁锢于三寸金莲,禁锢于狭隘的世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等待一个或好或坏的男人将她领进家门,为他生儿育女。然后,又让子女走在同样的辙痕之中。三从四德、任劳任怨是她们被指定的所谓美德,一代一代,周而复始。

与身体的疼痛接踵而至的,是穷困的日子。没过多久,小新凤的父亲早早去世,抛下年轻的寡母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仅靠妈妈一个人做工挣钱,一家三口连吃都成了问题。

老年的杨厚珍,曾经对家人讲述过一件伤心往事:

“家里没粮食,天天吃稀饭,我端着自己那只碗一百个不情愿,非要吃妈妈的那一碗,可是妈妈高举着碗不让我看。后来见我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妈妈就将碗放下来。我一看,里头全是米汤,一粒米花花都没有。”

那应该是小新凤突然长大,变得懂事的一个瞬间。没有母女的抱头痛哭,也没有多余的谆谆教诲,她只是目睹了母亲的艰辛、隐忍,以及全部的爱。

当我将杨厚珍的一生贯穿起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她的挣脱与渴望是从幼年就开始种下了的。一个人,唯其经历过最刻骨的痛楚,才会对打碎旧制拥有最强烈的冲动,才能迈着小脚拼了命去追寻新的生活。

直到连稀饭都难以为继了,妈妈只好带着两个孩子投靠了杨厚珍的伯父。彼时,她的伯父在河背街桥下巷经营着一家很大的商铺——源发号,售卖大米、粉干和食盐等日用品,家中店员帮工众多,添上三张嘴完全不是问题。

正是在源发号的成长岁月,打开了杨厚珍原本狭窄的小地方女性视野,将她牵引到一条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杨厚珍没有上过学,却因为长期在店里帮忙,增长了不少见识。像一只雏凤跃跃欲试地张开双翅,她缠着堂哥学识字,虽然只有《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书,却也认得了许多字。同时,店铺里时有进步人士往来,她的思想受到熏陶乃至洗礼,进而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深切的向往。

转眼,杨厚珍就长成了仪态万方的大姑娘,她容貌姣好,被人们称为“城南一枝花”。后来,源发号在赣州设立分号,正值青春年华的杨厚珍主动要求到赣州帮店,也因此结识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关键人物——罗炳辉。

1927年,时为滇军北伐军将官的罗炳辉来到源发号赣州分号,与杨厚珍一见倾心,二人自由恋爱,很快结为伉俪。那一年,杨厚珍十九岁,罗炳辉三十岁。她也许知道他结过一次婚,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但她不在意那些。一个初涉爱河的女孩,最容易飞蛾扑火一般地奔赴。何况时局如此动荡,南征北战的罗炳辉,自从1913年出来参军,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一个是著名的军事家,一个是小脚的旧式女子;一个是云南彝良的农家子弟,一个是江西瑞金的失怙出身。原本相隔万水千山的两个人,就此将命运缠裹到了一起,共同迎向了革命的风暴。

小时候,我曾在父亲工作的电影院观看过影片《从奴隶到将军》。那时候我尚不谙世事,觉得故事离我太过遥远,许多年以后才知道,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罗炳辉,正是电影主人公罗霄的人物原型。

现在,当我意识到这位在战争年代威名远扬,未等新中国成立便早早陨落的将星,竟然与我的家乡,尤其是我的家族具有某种特别的关系时,不禁感慨唏嘘。

· 叁 ·

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实在是波诡云谲的乱世。

先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紧接着“中华民国”成立,在并不稳固的江山之下,又发生了各路军阀混战。另一边,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秘密成立,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高潮,也遭受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国共两党在短暂的合作之后,又在1927年7月以决裂告终。

那确乎是风雨飘摇的岁月,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像是一朵浮萍,很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扎稳根系。动荡的环境之中,人心也是不安的,前方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太多的凶险,又有太多的机遇。当我们今天跳脱出时代,评价那时候每个人的选择是否英明时,自然是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然而被迷局裹挟的人,需要多么睿智的眼光,才能看穿前路啊。

正如罗炳辉对原有身份的反转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靠近,以及此后的有生之年,他的绝对信赖投入与誓死效忠。关于他的心路历程,我无须赘述,这在他亲笔所写的自传《我的经历》中记叙得详尽已极。

这一切,对杨厚珍又意味着什么呢?事实是,从青年到中年的每一次命运转折,几乎都贯穿着她对罗炳辉的生死追随。是的,我懂得,一个女人对所爱的男人最真实的跟从与依靠。起初的她,自然不可能拥有革命理想,拥有文韬武略。可是物理和化学的反应,都在无限亲密的交互中,自然而然地生发了。

1929年,罗炳辉出任江西省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身怀六甲的杨厚珍随同前往。那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罗吉安(后改名罗镇涛)在吉安出生。同年7月,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武装起义,随后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

杨厚珍是1929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从时间节点看,她追随的脚步是如此紧密,其间没有任何的踌躇或犹豫。要知道,那时候罗吉安尚在襁褓,她还是一个身子虚弱的乳母。可是为了革命,杨厚珍很快就将孩子托付给了南昌的一户人家。

这样的一次生育和哺养经历,几乎成了她一生数次怀胎生产,又数次与儿女离散的暗示和开头。

一只凤鸟展翅飞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在杨厚珍的生命中打开。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激情。她放开了包裹多年的小脚,与旧制的遗留决绝作别。她学着去做一名医院护理员,像亲人一般照顾着那些伤病的红军战士。短短的时间内,她从护士、护士长,一路走到管理员、指导员之职。可以说,职务的变化见证着杨厚珍在战火中迅速成长的坚实足迹。

兵荒马乱的年月中,杨厚珍一路转战,来到中央苏区,在长汀一带从事革命工作。彼时她担任着福建省军区机关合作社主任,需要负责后勤给养等许多工作。有一次,她与警卫员一同骑马去广昌县收缴战利品,忽遇一群劫匪迎面而来。土匪见他们一男一女,势单力薄,便强行勒索。那是杨厚珍第一次真正用到手榴弹,等她扔出去才发现速度慢了,最后自己也被炸伤。

也许正是那一次险情,催逼着杨厚珍,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要更加刚强,更加磨炼自己的本领和意志。

其实,女人哪能是天生的钢铁呢?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每一天,她几乎都是在艰难的考验和不断的历练中度过的。在曾宇红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杨厚珍曾经是一个极其害怕死人的人,她文化水平不高,多年浸淫的迷信思想像毒蛇一样在脑子里深深盘踞着。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随时都伴着死亡的发生。而她胆小、怕鬼,一到夜晚就往人堆里钻。为了让她尽快成长,彭德怀想了个办法教育她。一天晚上,彭德怀让杨厚珍去执行一个任务:到对面山上将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带回营地。那是白天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几乎尸横遍野。杨厚珍吓得浑身哆嗦,可是军队的任务又必须执行。最终,她麻着胆解回了一根绳子。彭德怀问:“你看见鬼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鬼嘛。”从此,她再也没有怕过死人。

经过一次次的历练,杨厚珍胆子变大了,性格也泼辣了。她处事麻利而果断,脱胎换骨般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红军女战士。

· 肆 ·

杨厚珍又一次随部队转战,离开长汀,回到生养她的瑞金时,是在1930年春天。河背街的池塘边、院落里,桃花、李子花、迎春花鲜艳艳地绽开着;源发号商铺的木屋檐下,燕子正在筑巢安家,叽叽喳喳地飞进飞出;许多低声下气的贫苦工人和农民,似乎也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板。

杨厚珍蓦然感觉到,记忆中那个暮气沉沉的家乡,如今已换了一片新崭崭的天。是的,历史赋予瑞金的伟大使命,早已悄悄地露出了端倪。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时,县里便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等先后三次率红四军来到瑞金,特别是这一年的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下了下井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影响很大。1930年,瑞金成立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二十四纵队。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建,也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

熟悉杨厚珍的老邻居们也发现,那个离家数年,曾经羞怯的小脚女孩儿,身份已经截然不同了。她不仅结了婚,还是一个干练的红军女干部。她的丈夫罗炳辉更是了不得,作为红十二军的军长,率部从长汀出发,经壬田乡,一路凯歌,彻底攻下瑞金,为全县“赤化”、“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怀着各种心情接近杨厚珍的人越来越多,愿意聆听她宣讲革命道理的乡亲也越来越多。是啊,小脚女人都能当红军,还当得有声有色,何况是七尺男儿?在感受着新旧两重天的鲜明变化之时,人们对变革的拥戴和对未来的憧憬愈加炽烈。杨厚珍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1930年3月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在瑞金工作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受杨厚珍影响而参加红军的本地青壮年有很多。后来,这些人多数牺牲在湘江战役中,为杨厚珍一生的心病和痛苦埋下了伏笔。

终其一生,杨厚珍都思念着家乡和亲人,可是她只在新中国成立后回了一次瑞金,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对儿子刘延林说:“我是不敢回去啊,乡亲们跟我要自己的亲人,我上哪儿给他们找去呀?当年我在台上宣传扩红,那么多人听了我的话,参加了红军,那么多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那么多亲人苦苦盼望着他们归来……”

还有的妇女,心知丈夫已死,仍苦苦哀求杨厚珍告诉自己,男人是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她实在不知道应该和乡亲们说什么怎么说,只有漫无边际地哭。她哭的,不仅是那些牺牲的家乡战士,还有自己再也见不到面的母亲,以及再也找不回来的孩子。那一次,是第二任丈夫刘正明和孙子刘小斌陪她回来的,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看望母亲和寻找当年寄养出去的一儿一女。

迎接她的却是最残酷的现实,没有一个消息值得宽慰,没有一个夙愿可以了却:母亲已经归天,寄养到竹岗村的儿子罗金安也夭折了。至亲之人,从此阴阳两隔,怎能不令人痛彻心扉?唯一还有在世希望的女儿罗瑞安,当年被她匆匆寄养在了大埠村,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下落。杨厚珍躲在住处,哭了三天三夜,然后匆匆返回北京。

曾宇红还记得,1991年她来到瑞金,完成杨厚珍生前的夙愿,替她的母亲上一次坟。可是那坟已经没有具体的形状了,虽然油菜花开得正艳,她却觉得冷寂而凄清。曾宇红站在旷野中,顺着亲人手指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杨厚珍不仅是一位红军女战士,她还是一个母亲的女儿、一段婚姻中的妻子,这就注定了她在战斗岁月中将备受身心的苦痛和煎熬。

在瑞金生活和工作期间,杨厚珍接二连三地诞下三个孩子。其中有一对龙凤胎,落地后只养活一个,就是女儿罗瑞安。后来,她又生下儿子罗金安。可惜他们在母亲膝下承欢的时间都如此短暂,1934年长征出发前夕,罗炳辉让杨厚珍将两个孩子就地安顿好,杨厚珍抱着他们,最后一次亲吻了孩子娇嫩的脸颊,含泪分别送给了两户人家。她原想着革命胜利就来寻他们的,谁知却永不能如愿了。

一个不能亲自抚养孩子的母亲,一个眼睁睁看着骨肉分离又无能为力的母亲,一个牢牢记着孩子下落却遍寻不着的母亲,内心该有多么刻骨的悲伤。

……

全文见《芙蓉》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朝颜,中国作协会员,江西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鲁迅文学院、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高研班毕业。作品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作品》《新华文摘》等刊,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获中国作协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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