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上有多座名桥。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运河之上古老的广济桥，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七孔石拱桥。

那日，冬阳晴暖，塘栖老街，人行熙攘，广济桥上人流来往穿梭。桥上千般热闹，桥身却沉稳如初，宛如历史的守望者默默无言。

我在桥南陈守清铜像下坐定，看长虹卧波，看桥上来往的行人，看桥两岸的风景，看桥下似乎被时间凝固的流水。

忽然，桥上一阵风来，风声中似乎夹杂着一种声音。我侧耳倾听，原来是广济桥发出的，广济君在向我诉说着它悠久的历史，模糊而又清晰。

一

广济君说，它已经很老了，名字也随岁月更迭。

它的第一个名字叫通济桥。这运河宽广，两岸来往不方便，一定会有人想到建桥的。

通济桥是谁建的呢？这里的人们都相传是唐朝大将尉迟恭督修的。那尉迟恭自然有名了，他和秦叔宝一起成为门神，春节时家家都要张贴。传说了很多年，有人才想起查查历史，这一查，查出了另外一个人：石匠尉迟恭。大将尉迟恭一生都没来过浙江，他造桥基本不可能。原来，唐敬宗宝历年间（825年—827年），有个著名的石匠也叫尉迟恭，他曾在塘栖附近的西险大塘主持修建章湾陡闸。这就对上了。同名，将“大匠”误成“大将”，张冠虽没有李戴，意思却大错，差点抹杀了石匠尉迟恭的功劳。

虽是误传，倒也有趣。门神是保平安的，而横跨河两岸的桥自然更要平安。广济君似乎在一旁发出了一丝轻微的笑声，仿佛是悠久岁月的无声见证：它早知道人们的误传，但它无法纠正，也不想纠正。两岸的人们，每日带着平安泰和的心情来来往往，还有比这更和谐的吗？

我看桥那头，运河的北面，老街向远方延伸，那里巷弄深深，老屋皆泛着岁月的斑斓。那片曾名为水北的地方，归湖州德清县管辖，它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沉浸在历史的深沉记忆中。而我坐的这一边，运河的南面，隶属杭州仁和县管辖，这边又以南北向的市河为界，分为市东镇与市西镇两个镇。

你可以想象得出这里的繁忙，江南独有的运河三镇，船来船往，不眠不息。

二

广济君看我傍着陈守清的像，轻轻问：你知道这个造桥人吗？

下面广济君的这段叙述带着浓郁的感情：

这运河上的桥，短的几十年，长的一二百年，皆需定期修缮，以保其长久。行行复行行，时间的车轮就到了明朝，这桥早就不见踪影了，两岸人们的来往都靠船。河阔水深，行船是有危险的，遇疾风急湍，船侧船翻，每年都会有数人淹死。某家有人溺水而亡，惨状与哭声将过往行人的心揪得紧紧的。但修桥工程巨大，花费太多，谁都不敢来牵这个头。

一个外乡商人，宁波府鄞县的商人陈守清站了出来。

或许是长年江风吹拂的原因，陈守清的脸微暗，个子不魁梧，脸上却显示出果敢坚毅，走路步伐坚定，有一种做事百折不回头的感觉。他在宁波与杭州一带做小生意，而塘栖是他的一处生意地，平时常来。有一天傍晚，他正遇上这么一场遭遇风浪后的场景，那撕心裂肺的声音，一下子刺痛了他的心，他看着滔滔的运河水，内心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办法造一座桥。

念头一起，陈守清的心里仿佛只有一件事了。他完全没有总预算，造一座桥到底需要多少银子。不管那么多了，先行动起来，他终于凑了百余金，立即启动造桥工程。买山采石，那区区百余金，被造桥所需的石头迅速消耗殆尽。他毫不气馁，再接再厉。他向那些愿意帮助的人士伸出了求援之手。陈守清的造桥行动，消息一定传得很远，当地人士也颇觉惭愧，不少人捐了银子，但人们所捐的钱也迅速用完。

陈守清站在桥旁，河水汤汤，似乎在嘲笑他的逞能。看着这半拉子工程，他内心一阵酸楚。他知道，做成一件这样的事极难，他清楚，这资金缺口还很大。

接下来的事，蒋瑶撰写的《重修通济长桥记》如此记载：“（陈守清）剪发走四方，同鸡晨号，顶拜趼突，各有助之者，共得金若干。”陈守清这一次是抛妻别子，外出远路募捐，为什么要剪发？有人说是剃发明志，桥不修好，不蓄发。他早晚不停地跑，跑东跑西，跑南跑北，给人跪拜叩头，额头上都磕出厚厚的茧皮了！蒋瑶说，幸好，陈守清到了松江，遇见一个叫夏景昭的富人，夏景昭没有儿子，与陈守清一见如故。夏景昭对陈守清说：我到处结缘求子，但还没有碰到像你一样心诚的，我会尽力资助你建桥的！

关于陈守清募捐的艰难程度，塘栖当地的志书还这样记载：他一路北去，一直到了明朝的京都，就在北京的大街上募捐，跪地，且用铁链缚着身。这样的极端方式，势必惊动官府，结果，太后、太子、朝廷命官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弘治十一年（1498年）戊午冬十月二日，暖阳将整个塘栖的气氛烘托得火热，人们奔走相告桥要通了。桥长89.71米、高13.65米，中间孔最大跨度15.8米，这座连接杭州北大门的七孔石拱桥似一条巨龙紧紧锁住了运河的两端。

陈守清建桥的时间长达9年，广济君说到这儿，要我朝桥上看，那儿有一行字：“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宁波府鄞县化主陈守清立。”那个时候，桥还叫通济桥。“化主”两字，咂摸咂摸，可品出陈守清的人品：他只是募捐建桥，钱是大家出的，功劳也应归大家。

我又盯着中孔两侧拱券顶的横梁石上看，那儿清晰地刻着“重建碧天广济长桥”桥额，前面还有一行“康熙岁次甲午年孟冬月吉日”纪年款。桥建好后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陈守清后面的人修的。

我对广济君说：通济、碧天的名字，是关于桥的功能或对环境的描写，都挺好，而你“广济”的胸怀更宽广，让众多生民得到救助。

三

广济君给我讲完陈守清的故事，将手指一点至河的北面，那里有一块御碑。

我答，我知道，刚刚就从那边过来，看过了，是说乾隆到塘栖来的事吧。

广济君笑了，说不仅乾隆，他爷爷康熙也来过，皇帝来的场面真是壮观。广济君的吴侬软语，我自然乐意听。

塘栖位于京杭大运河的要冲，古时北方来的官员及商户都喜欢在塘栖歇脚，住上一夜。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曾在康熙四年（1665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先后三次驾临塘栖。如果说第一次他还是少年，看看塘栖的热闹与新奇，后面两次时，他已是经验丰富的青年皇帝了，他知道这里的繁荣与富庶，代表着他治下的一个侧面。江南富，天下足，必须足够重视。而乾隆索性在塘栖建了一个行宫，在闹市的边缘，议事、游玩都可以，他还惦记着超山上那些香如雪的梅花呢。清代王同的《唐栖志》记载：乾隆的御营建在镇西，背对京杭运河，占地百余亩，与不远处的皋鹤超山诸峰隐隐遥峙。乾隆十六年（1751年），意气风发的皇帝再一次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到了塘栖，立即开展工作，清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纳税情况，结果是：苏皖两省欠巨额款项，而浙江没有拖欠。望着窗外热闹的夜市，乾隆龙心大悦，下旨蠲免浙江地丁钱粮三十万两白银，以示表彰，并将圣谕刻石，晓谕天下官民。

广济君说到这儿，我再朝河那边碑的地方远望，那碑已被高亭保护起来了，它高3.35米，再加上1米多高的碑座，任何人来都需要仰望。我自然在碑下仰望过，看了碑文，再看亭外天空上的白云，因为有风，它们在快速地流逝。我知道，这也是时间的力量。

正想着，广济君轻叹一声：唉，现在这塘栖，只有我这桥与这碑，算是几百年的老物了，幸亏我们都是石头！

我也轻笑一声：石头也会风化的。唯有时间才是最好的见证者。

四

在时间的河流中，我们可以任意徜徉。

50多年前的春夏之交，某个傍晚时分，我看见许多船慢慢地在塘栖码头靠岸了，从一个小船舱里钻出一位70多岁的老年人来，瘦高，长须，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模样。只见他上岸，身板笔直，径直往河边的小酒馆走去，在临河的小桌边坐定。几样小菜上来了，有荤有素，有干有湿，有甜有咸，再加一壶花雕。他就那样坐着，慢慢啜着，他似乎不是喝酒，他是来看这塘栖夜景的。

我能体味那时他内心的一种惬意感。前一天，他就将小船预备好，今儿一早，船就在他家门口石门湾等他，吃过早饭，他将被褥等用品抱进船舱，吩咐船家从容开船。两岸景色不断入眼，他是画家，也写作，他要将这些活生生的景象摄入脑中，过滤，然后再让它们变成线条与文字，肆意流淌。在小船上用过中饭，再在桨声中悠悠睡上一觉，傍晚就到了目的地塘栖。

他是老酒客了，专门来塘栖喝酒。虽上了年纪，但酒必须喝足。喝过一斤花雕，再让酒家上一碗素面，真正的酒足饭饱，然后，他走进灯影阑珊的塘栖街上。此时，正是塘栖白沙枇杷大量上市时，他买了一筐，带回船上吃。

丰子恺晚年一直居住在老家桐乡的石门湾，从石门湾到塘栖，水路慢摇，用不了一天。

这一年到塘栖，丰子恺已经虚岁75岁了。这样的年纪还有这样的兴致，可见塘栖对他的吸引力。

广济君笑着说，它也清楚地记得那个可爱的画画老头。

我在桥头沉思良久，夕阳就要西下，天边的余晖铺天盖地洒在河面上。我站起身，伸伸懒腰，围着陈守清的铜像转一圈，心里满是敬重。但见，广济桥两边，依然人群川流。

我和广济君告别，再回望，陈守清的铜像、向东汤汤而去的运河水，在夕阳下，都泛着光。

这光，是记忆，是赞美，抑或是力量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