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文字统治活事实

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骗，触目皆是，柏杨先生曾出版过《鬼话连篇集》，盼望读者老爷无论如何，去买一本瞧瞧，如果买不起，不妨书店逛逛，觑个冷子，俘一本也行。上面收集的全是历代开国皇帝装神弄鬼的文字诈欺镜头，没有一个字不是扯谎。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正史”，认为“正史”才可靠，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折纹的硬石灰。盖用不着钻到故纸堆里，屁尿齐流地猛去考据，仅凭国民小学堂毕业那点科学常识，就可知道那是干啥的。

赵匡胤先生明明是“篡”的，他自己硬不肯承认是“篡”。朱元璋先生官官相讳，也不承认赵匡胤先生“篡”，而且把称赵匡胤先生为“篡”的人找个碴儿杀掉。兽性大发到这种地步，正史的内容可想而知，只好说赵匡胤先生当皇帝是被部下黄袍加身，硬抬上宝座的。真不知道行军打仗，军营之中，哪里来的那玩艺。这不过小小者焉，像杨广先生，明明把亲爹杨坚先生杀掉的，“正史”上却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曰：“七月，高祖（杨坚）崩，上（杨广）即皇帝位。”好像杨坚先生不是死在逆子之手，而只害了一场感冒，“美”则美矣，“真”就没啦。又像曹髦先生，明明是被司马昭先生的家奴成济先生一矛扎到尊肚上，活活刺死，可是“正史”上却写得更简单啦，曰：“正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血淋淋的一场犯上谋杀，跟杨坚先生一样，也好像是害了一场感冒。这就是中国可敬的“正史”，***的。

具体的例子，举出来能举一火车，将来一定写一本“文字诈欺集”，挑些重要的文献，向各位读者老爷推销，现在不再零卖啦。除了具体事实，即令在用词上，也可看出病入膏肓。明明是“赏”你一个官做，却硬说是“拜”。正人君子一听说教他当官，立刻就双膝跪地，感激得眼泪直流。可是文字上那么一“拜”，好像是韩信先生那种登台拜将的镜头。明明是恨人骨髓，把你“喀嚓”一刀，却硬说是“赐死”，“死”都要“赐”，不赐就不敢死，喝尿喝得如此之多，竟然不嫌口咸。明明像狗一样对女人乱奸乱淫，却硬说是“临幸”。皇帝把小民的姐妹妻子女儿搞了一夜，不但没人气冲牛斗，反而光光彩彩地说是“承恩”。明明是被敌人生擒活捉，却硬说是“狩”，狩者，打猎也，中国皇帝去北方打猎的可多啦，前有司马炽、司马业，后有赵佶、赵桓，双双对对，有去无回。发明这种“直八”的大儒，真应颁给他一座喝尿奖。

中国的史籍，只是文学的，不是史学的；只是美的（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不是真的；只是文字诈欺，不是史官报道。

——在这里，得插一句嘴，一部二十六史，似乎应重新写过，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分子，把其中欺诈的部分，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洗得干干净净。

谈起来“正史”，感慨多如牛毛，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除了学问好，还得有灵性、有认识、有分辨、有见解），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嗟夫，实际上说，“正史”也者，不过一摊乱七八槽的资料，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叠地那么堆在一起，实在使人生气。盖所有的“正史”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史记》的，《史记》当然是一部亘古巨著，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对史学的贡献，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却畸形得很。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不过是要“成一家之言”。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无不战战兢兢，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套的结果是，两千年史书，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除了努力说谎，还努力把史迹割裂，好像琉公圳分尸案，大卸八块，一沟浑汤。

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史”。贵阁下看过《美国史纲》乎？不过四十万字，把美国成立、内战及发展，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板着御脸曰：“美国立国才两百年，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呜呼，两百年四十万字可说清楚，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也可说清楚矣。中国的“正史”，恐怕上了亿啦，不要说看得懂，便是能读成句的，有几人哉？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便是两万年，用六十万定也可以提纲挈领，也可写得头头是道。否则的话，请酱缸蛆先生执笔，不但洗不掉砒霜，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打他三百金箍捧，他也理不出头绪。不要说别的，仅只乱七八糟的“年号”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

写到这里，敝肚又作伟大状，胀起来啦。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一定露一手教各位读者老爷瞧瞧，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示一下范。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奇怪勇气，不畏人言，拭目以待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