俏伶伶抖着

以小看大，鞋的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环节，鞋的文化既垮，其他文化自然站不住，非被搞得稀里哗啦不可。中国女人缠足之术，不太高雅，从五六岁缠起，受尽各式各样的酷刑和痛苦，才能达到“美”的境界——现在看起来美不美，那是另一回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美的标准，说不定后人看我们现在的高跟鞋亦颇可笑，甚至还十分恶心也——未免本钱下得太大，而且往往缠成粽子脚，成了四不像，与原意相违，那就更惨。然而主要的缺点还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永远奇臭，便是洒上十桶巴黎香水，都不能使它香喷喷和喷喷香。

高跟鞋的优点便在于此，随时随地可以穿将起来，婀娜婀娜。遇到上山上坡，一点也不假地能够如履平地；遇到空袭警报，或涉水过河，也可脱了下来提之抱之，拔腿就跑。缠足的美人儿，便无比项便利也。何况穿高跟鞋的脚，还有办法避免臭味乎。不过，话又说回来，女人乃十分奇怪而又十分奥秘的动物。为了漂亮，什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自残身体的缠足便是一例。西崽先生们可能说这是中国人贱，其实洋人也同样有此残贱病。很多女明星为了使玉脚穿到高跟鞋里看起来消瘦，以便男人们兴起“不胜盈握”的荡漾之情，硬把小脚趾割掉（当然是请医生安安全全地割掉，不会自己用斧头砍下，我们大可放心）。你说爱美这玩艺儿，害人不害人哉。

鞋文化的精华集中在“高跟”上面，高跟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使女人那双雪白的玉腿俏伶伶地抖着，那一抖真不可抗。想当年木马屠城记，说不定就是海伦女士穿高跟鞋的玉脚抖出来的。而现在到处选美，恐怕那股抖劲也占重要地位。中国小姐在英伦一举而名震世界，是不是跟这俏伶伶地抖着有关，报纸上没有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我想她的双腿如果像木棍一亲插在那里，恐怕不致光彩。

跟越高而那种抖也越美，也越抖得男人的心脏大鸣大放，它所引起的爱情力量，连火车头都开得动。这一点很重要，此所以高跟鞋的跟童心初为“穿衣吃饭”、“趋利避害”的本能。随着年龄的增，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细也。抗战时，中国流行穿满高跟之鞋，那是从巴黎传来的样式，早已落伍，因海运被日本切断，洋风吹不进来，所以一直保持了八年之久。等到抗战胜利，一看细跟的早已出笼，不禁大急，慌忙赶上，已土豹子了多时矣。

高跟鞋后跟之高而且细，曾在世界上造成严重威胁，很多名贵的地毯，女人走过，步步莲花，一个坑跟一个坑，坑得主人叫苦连天。而且全身重量全部压到一根细柱之上，它也吃不消，不是今天断啦，便是明天秃啦，烦得要命，于是，就在去年（一九六零）冬季，来一个大大的反动，出现了酒杯跟。当时柏杨先生便断定它流行不起来，无他，粗似一块焦炭，女人穿上，只能稳如泰山，不能俏伶伶地抖，谁还喜欢它也。

果然不错，今年（一九六一）的跟，不但更高，走起路来如不飞跑，双脚尖尖，就非摔个狗吃屎不可。而且更细，而且跟是钢铁做的，不但其声“登登登登”，可敲出男人之魂，复不秃不断，永保政躬康泰，你说妙不妙哉？如此尖锐的文化侵略，抗得了乎？

除了脚上的高跟鞋，女人身上变化最最多端之处，恐怕要数到头发矣。俗语云：“大丈夫当顶天立地。”——高跟鞋立地，各式各样的发型则顶天焉。一个女人，如果有一双使玉腿俏伶伶抖着的高跟鞋理想国又译《共和国》、《国家篇》。古希腊柏拉图著。主，又有一头乌黑光亮、日新月异的头发，虽不教男人发疯，不可得也。

高跟鞋有大学问在焉，但女人花费的时间，似乎仍以头发占得最多。对待玉足，顶多往脚趾上抹点寇丹可矣。柏杨先生幼时，有人从上海来，说上海女人穿鞋，不但将脚丫全露了出来，而且把十个脚趾，涂得红红可爱，听者一个个目瞪口呆，盖太超出常识之外，我们那群乡下佬梦都梦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景。不过根据文献和柏杨先生的亲身观察，女人脚上玩的花样，也到此为止。

只有头发则大大不然，有一则故事说，妻子对丈夫曰：“以后交通方便，从上海坐火箭，只五分钟，便可到乌鲁木齐。”丈夫曰：“再快也得两点零五分。”妻问何故，答曰：“你做头发就得两点钟。”做头发几乎是女人化妆的主要阵地，描眉能描几分钟乎？涂口红又能涂几分钟乎？便是打黑眼圈和往脸上敷粉，也不过一杯茶功夫。独对头发若有不共戴天之仇，整了又整，梳了又梳，卷了又卷，烫了又烫，不达目的，誓不甘休。诗云：“水晶帘下看梳头”，应是人世一乐。试想明窗净几之下，小童捧巾、丫环捧水，有美女焉，在那里桃脸对镜，微歪其颈，双手如玉，在发浪中柔中梳动，而樱唇噙着发夹。情人则埋身于沙发之内，心跳如捣，喉干如烧，那当然是一番销魂图画。可是，有这种福气的有几人耶？差不多都是孩子在一旁闹，老爷在一旁叫，天大诗意，都被闹叫得净光。

女人对头发的注意，可在广告上得之。常见报上有广告曰：“黑玫瑰的八号某日起到玛丽厅”，“凤凰飞到的一号某日起到新保罗”。柏杨先生一直到去年（一九六零）才弄懂其中奥妙，原来太太小姐，日常无事他“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有三种消遣：一是打打麻将，一是造造别人的谣，一是做做头发。跟银行一样，各有其固定户头，差不多的太太小姐都是七日之痒，也有的则是五日之痒和三日之痒，靠色相吃饭的女人——像酒女、舞女、明星，则更有每日之痒，那就是说，她们天天都得把头发做上一遍。

做头发最大的学问在于认定户头，张小姐一到头痒便去找五号，王太太一到头痒便去找九号，五号在一乐厅，她便去一乐厅，五号在华盛顿，她便去华盛顿。九号亦然，好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在屁股后紧追不放。而身为五号、九号者，每有移动，自然得大登广告，以代通知，小姐太太一旦看见，便是铁丝网都拦不住。常听道貌岸然的圣崽们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婚姻简直成了儿戏，丈夫死后，尸骨未寒，女人就再嫁出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她们对其理发师，却是从一而终，贞洁不二者也。

做头发之所以成为太太小姐的一乐，大概和每个女人潜意识上都有的“公主情绪”有关。美得坚最喜欢去日本观光，除了那些东方景致，使他们大开眼界外，日本人的礼貌，恐怕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盖美利坚人人平等，再大的官和再富的商，离开他的窝，便跟掏厕所的工人没有分别。但一到日本，就不然矣，东洋人精于鞠躬，其鞠躬得既深且繁，如奴隶之奉主子。女人尤甚，其声之和，其貌之柔，其词之顺，其态度之曲意承欢，如女奴之奉王后。使得美国佬飘飘然欲羽化登仙，便是五分利息借钱，都得去过过干瘾。

太太小姐做头发，大概有同一样滋味。年头不同，仆佣如云的时代已成过去，做一个正正派派的女人，最安全、最纯洁的刺激1900）、乔治·穆尔（GeorgeEdwardMoore，1873—1958）等。，也就是最性感的艺术享受，莫过于找一个男理发师抓抓头、摸摸脸、揉揉脖子。君不见那些被认定户头的理发师乎？不但在广告上登号数，还登上其英明的照片，一则是使其户头验明正身，再一则就非常有学问啦，人生最舒服的事有三焉，“抓痒”占首位，其次是“挖耳”，再其次“捏脚”。太太小姐昂然高坐，理发师用其有力而异样的男性巨手，搔来搔去，杏眼惺松，在镜中看到该男人卖命之状，芳心无不大悦，而有神通的理发师复紧紧地把握这个机会，和主顾谈天说地，感情乃增。

古中国人之奇异，不但表现在缠足上，也表现在头发上，无论男女，统统辫子一条，结婚后再往上盘。满洲人尤其是绝，还在周围剃了圆圈，只留下当中的一撮。幸亏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否则现在大家头上都盘着那个玩艺，你说窝囊不窝囊吧。然而，从前那一套，混账则混帐矣，却简单明了。自剃辫以来，男人头发变化还少，女人头发简直跟新式武器一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着实流行了一个时期的“刘海”，弄几络覆住前额，发端紧接眉边，使得男人看啦，如痴如醉。大概是“九一八事变”那年，发型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时代。从前大家差不多都力求划一，你梳辫子我也梳辫子，你梳刘海我也梳刘海，有小异仍大同。一旦刘海衰微，统一江山破碎，女人们各自为政，单独作战，你梳的是龙戏凤，俺梳的是原子弹——瘦子的头发蓬松而后收，使得蛋蛋丰满；胖子则头发高耸，使得蛋蛋俊俏。于是，有长发焉，有短发焉，有不长不短的发焉，有条理分明的发焉，有乱七八糟的发焉，有马尾巴的发焉，有孔雀开屏的发焉，有使人销魂的发焉，有使人呕吐的发焉，有一碰就垮的发焉，有丝网罩着、永打不烂的发焉。

子夜歌曰：“伊昔不梳头，秀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这真是男人们寤寐以求之的情调，或为娇妻，或为情人，伏到怀中，秀发如水，泻地三尺，怜惜以抚之，拼老命以爱之。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有些女人每到临睡，就把头发卷将起来，满头都是齿轮，好像麻风病到了三期，裂开而冒出浓血的烂疮一样，做丈夫的如果每晚都要面对着有此癖好的老婆，真是前世作孽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