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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2022年第10期|陈谦:我的朋友杨批评

时间:2023-04-28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陈谦 点击:

“批评”不是他的名号,人家官名叫杨乐生,职业是大学教授,教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是文艺评论,或者叫文艺批评。因为言辞刻薄,无论你名气大小、身份贵贱,一律不留情面。操着嘶哑、无光泽的公鸭嗓子,唾沫星子溅得三尺远,劈头盖脸把人批评得一无所长。连偶尔夸人都是以“损”的方式表达,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江湖雅号“杨批评”“杨臭屎”“杨三瓶”,等等。

第二个、第三个名字都不雅,咱又是文明人,实在喊不出口,姑且称杨批评吧。

杨批评聪明又刁蛮,一般不按常理行事,打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老天爷有时也不公道,赋予批评一颗早慧的脑袋——16岁考上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那还是1979年,少年杨批评剃了个光头,一脸凶神恶煞相,由大荔县进省城上大学。尽管杨批评反复强调,他是大城市渭南人,但是深深的大荔印已经烙在身上磨灭不掉了。古人讲究蓄发或者蓄须明志,批评不走寻常路,也许是削光头发,以明其志吧。少年得志,小小年纪考上大学本是好事,却一副要和人拼命的架势,着实和大学堂的氛围不搭调。

果然出事了。据说一次在学校饭堂,一个男同学欺负弱小,少年杨批评大荔人的暴脾气上来了,“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批评打抱不平,把手里一碗热汤泼到那个男同学头上,烫得其呲哇乱叫。少年杨批评则像条梁山好汉扬长而去。

上了四年大学,杨批评到课率极低,基本状态是要么在宿舍蒙头大睡,要么泡在图书馆,扎进古籍堆里读圣贤书。

有一学年杨批评失踪了,竟然逃课达半年之久。正当学校准备发动广大教职员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时,从南方传回来了消息。一位少年大学生单人单骑,背着干粮,由西安骑自行车途经数省到了广州,一时间天下哗然。广州几家媒体报道了杨批评的英雄事迹。电视上,批评手扶一辆“二八”破自行车(车轮直径28英寸,能载重的自行车,一般用途是乡下驮粮食或载人),胡子拉碴,一脸得意的狰狞笑容。当地不停歇地组织报告会、庆功会、见面会,少年杨批评大出风头。就在杨批评在南方享受喝彩和掌声,享受中青年女崇拜者鲜花和媚眼的当口,已经被所在大学打入“黑名单”,要严肃处理了。亏得有识才爱才的张华教授出面庇护才保下了学籍。张华教授早年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研究鲁迅的大学者,欣赏爱徒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恣意妄为的个性,成了杨批评一生的贵人。

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圣人周游列国、治国安邦;李时珍、徐霞客、马可·波罗、哥伦布、达尔文等无不是靠“行路”写出鸿篇巨著,取得重大发现的。杨批评的精神世界和中外圣贤相契合了。

终于“挨”到大学毕业,杨批评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的群众文化馆工作。那年月大学生少,金贵得很,叫“天之骄子”。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更抢手,显然杨批评有被“发配”的意思,经受着残酷现实的折磨。几年后的一天,忽地顿悟了,批评很庄严、很悲怆地高声朗读莎士比亚的名句:“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于是寻情钻眼,托人送礼,大费周章,终于把自己调进了省城。这几个回合下来,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文艺青年消耗没了。

我刚参加工作就和杨批评在一个单位,还在同一个处室。那时候办公条件差,老少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处室负责人姓高,东府人氏,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研究了大半辈子民间文艺,在业界有些名气。高同志说一口生硬浓烈的东府话,还常常念错别字,类似把“倜傥风流”念成“风流周党”。虽然没有恶意,但极不恰当地比喻罹患重病的同事“苟延残喘”。说话时习惯砸巴着嘴,把左右两只手插进相对的袖筒里,双肩紧耸,眼神游离,显得紧张而不自信。高同志受党教育多年,原则性强,正统守规矩,但是爱唠叨,有些琐碎,非常看不惯自由散漫的杨批评,一来二去就生了嫌隙。彼时,杨批评正闹“罢工”,还把公章背回家,极大扰乱了正常工作,惹得高同志非常愤怒,可又没有好法子治他。

我才上班时,因为单位没有现成的办公桌,就临时用杨批评的桌子。高同志朝那张桌子努努嘴说:“你就坐唔哒(那里)。那小伙子叫杨乐生,长期不来上班,我管不下……”听了高同志的控诉,我对杨批评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显然是办公桌的前主人、上大学时的杨批评。中等略高的个子,身板结实,板寸发型,头发稠密,根根朝天,国字型脸上镶着一对含情脉脉的瑞凤眼,腮帮子上蓄着串脸胡,相貌还算周正,整个人显得青春期荷尔蒙爆棚。

和杨批评头一次会面时,我22岁,杨批评23岁。杨批评不但早慧而且早熟,此时已经结婚。媳妇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财务人员,端庄、善良、贤淑。到今天我都想不通,这么一位好女子为什么要下嫁给杨批评呢!老天爷又一次眷顾了杨批评。

那年月能看场原版的外国电影(内部片),对普通国人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而我们是文化单位,常常以业务学习为由能连续看一周。一日上午,高同志手里攥着一沓电影票,对着我临时用的办公桌努努嘴说:“你受累,下了班把这票给那人送家里去。不然又来连我闹哩!”起先我很不情愿,但看到高同志一把年纪,愁得眉头锁成一疙瘩,便不忍心让老同志为难。心想这杨批评是何方“猛兽”,把高同志吓成这样了,咱去会他一会,于是就应了这趟差事。当时单位没有家属楼,在不远的城中村租了个农家院子,给家在外地的同事当宿舍。杨批评的新家就在那里。

下了班,揣着电影票,骑上自行车不一会儿就进了城中村,七拐八拐到了地方。院子里一栋曲尺形的简易两层楼,楼梯修在外面,没有护栏。楼梯旁边一个生了锈的水龙头嘀嗒着往外渗水,地上一道暗黄色的肮脏污水顺着地势流向门外。我踮着脚尖跳进院门,放声便喊:“杨乐生,杨乐生!”不一会儿,一层北屋的竹门帘掀开一半,探出一个“长毛”来。“长毛”蹭蹭地大声问:“谁啊?谁?”我一看不大像照片上的人,就问:“你得是杨乐生?”“长毛”并不回答,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反问道:“你谁呀?”我便自报家门,并且说明是受高同志之命来送电影票的。“长毛”友好而愉快地说:“听说了,听说你了,快请进!”于是确定,此“长毛”便是杨批评了。

房子不大,大约十几平方米的样子,一张双人木板床占去了三分之一空间,床底下一个有大红喜字的尿盆子赫然醒目,床边靠着两只大红色的人造革箱子。窗户下一张办公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稿,桌腿上印着“办公×号”字样,心里琢磨,这办公桌一定是“长毛”从单位“顺”回来的。一张烤漆的折叠方桌上凌乱地摆着茶壶、茶杯。桌子两边各一把同样材质的椅子,墙角码着几个装满书本的纸箱。窗户外面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严重影响了采光,白天屋里也得点灯。

偷着打量眼前这人,除了一对凤眼仍然亮亮地放着“贼光”,已经没有了照片上当年的风采。瘦麻几杆的身段,细而长的水蛇腰下面夹着个瘦勾子(臀部),膝盖微曲,头颈前倾,迈着夸张的外八字步,两条胳膊向外吊拉着,人显得懒散得很,像只瘦螃蟹。杨批评泡了酽茶,隔桌子扔过来一支香烟。我本不准备久留,打算放下票就走人,但批评的盛情难却,就一屁股坐定谝上了。日落西山,初次见面的俩人像多年朋友一样上夜市,烤肉、烤馍咥了一顿。三瓶啤酒下肚,杨批评红脖子涨脸把高同志骂了个通透。此后,隔三差五便一块儿玩耍一回,这一耍就是三十来年。

杨批评喜欢打麻将,常常欠账,记性超强,欠三家的账,数目能一口清。临了,脸定平,抬屁股走人,赌债就一风吹了。批评“听”牌后,每摸一张牌都要咬牙切齿地用劲抠,期盼着能抡出个“炸弹”。时间久了,便有了功夫,不看牌都能摸出“二饼”“二条”来,右手的中指和拇指都磨出了老茧,还生出了厚厚的灰指甲。

1991年春天,我和杨批评随单位办公室主任去深圳出差。要出远门了,批评很认真,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工作,置办了一身行头,提着床边那只媳妇陪嫁来的大红箱子,扎了条同样鲜艳的红领带,自己感觉神采飞扬,气宇轩昂,其实像个村办企业的推销员。三人在深圳站下了火车,死活拦不住出租车。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人有钱,当天又正值周末,大批香港人过境到深圳游玩,出租车司机专捡香港客拉。好不容易搭上车,三人已经满头大汗,更显狼狈。批评坐在副驾驶座上,努力摆出一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架势。他整理了一下血红的领带,开腔了。指着挡风玻璃前一只好看的瓶子,批评拉长了声调,一字一顿,重重地咬着吐出来的每一个字,用渭北普通话,很有派头地问司机:“这个是不是那个酒敏断电器啊——”我暗生敬佩,到底是曾经千里走单骑,只身下广州见过大世面的,知道的真多。同时心里后悔,来时也没弄条红领带扎上,这会儿脖项空空的,没有样子,也没有自信。正自责着,忽然听到出租车司机那拖着长尾巴的广东腔:“什么酒敏断电器啦!香水啦——”同时还使劲摇晃着瘦脑袋,一副不屑的模样。

到了驻地,安顿好大红箱子,人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上街找了家不起眼的馆子,批评捏着菜单一通猛点,还一个人独喝三瓶啤酒。三个人吃得满嘴生津,饭后一结账,傻眼了——竟然花了近八十块钱!当时在内地,一个月挣四五十块钱已经是高收入了。办公室主任当下血压飙升,从此血压就没有下来过,落下了一辈子高血压病症,这件事情杨批评是有责任的!余下几天,主任再没敢让批评点过菜。

多年以后,杨批评真正出了趟远门,托女儿的福去了美国。

女儿优秀,继承了父亲的智慧和母亲的相貌,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一日,杨批评紧随女儿进了一家禁酒的餐厅。女儿去点餐,一不留神,杨批评便摊上大事了。杨批评从怀里摸出三瓶啤酒,自顾自地喝了起来。可能是邻座有好事者报了警,一位高大的美国警察进来,冲杨批评嚷嚷:“Please don’t drink alcohol here.”(请不要在这里饮酒)。批评不知所云,本能地以为涉及种族歧视。爱国情怀民族自尊油然而生,于是大义凛然地用劲把手一挥,流利地说出了仅会的英语单词——No!美国警察可不是高同志,见竟敢抗拒执法,一把揪住杨批评的后脖领子就要往局子里送。女儿听到喧哗声,急忙跑过来,一通解释,警察友善地原谅了杨批评。不知者不为过嘛!美国警察也是讲道理的。

杨批评有个性,不中庸,不暧昧,不惧权威,精神自由。在单位无论领导还是前辈,他一律称“老什么”,即使见了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当遍了省上宣传文化单位领导职务的著名作家、《柴达木手记》的作者李若冰先生,他都不称职务或者“李老”,而是直呼“老李”,更何况其他人?都“老何”“老肖”“老胡”地叫。我曾经善意地提醒过,却被杨批评骂了个狗血喷头。估计杨批评这辈子出仕从政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可是不久,杨批评调到他的母校,当上了大学教授。批评志得意满,骄傲地把头背到脊背上来报喜。我哀叹道:“真为这所著名的大学操心啊!今后招生怕都要受影响了。”又不久,杨批评居然混成了学校图书馆的馆长,相当于正处级干部。批评神态自若,貌似镇定,淡淡地说:“当年他李大钊,李守常才是个图书馆的主任……”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了官的杨批评管了一二百号人,整天让馆长长、馆长短地叫着,三天两后晌官势就上了身,说话也拖起了长腔,走路时背叉着双手迈着鸭子步。可无情的岁月已经让杨批评的脑门子上生态恶化,光光如也没有了毛发。后脑勺上硕果仅存的稀疏头发长长地搭在后脖梗子上,像极了剪了辫子的前清遗老。

行文到了最后该称呼人家官名,说些严肃的话了。

关于杨乐生兄的专业造诣,我不屑评判,也没有能力评判,因为他经常摇头晃脑地呲着黑牙批评我:“你关键的问题是文化基础太差……”的确,文艺批评是需要强大的文化素养和理论素养垫底的学问,文艺批评家应该是思想的引领者,应该是勇敢的批判者,不是亦步亦趋、没有风骨的跟屁虫,不是拿了红包得了红利就说好话的吹鼓手。

乐生兄在他2008年出版的书《选择的尴尬》自序里,用几段自嘲的文字似在鼓励自己:“假如真有评论家的话,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配。我浅薄的所谓见解,残缺的知识结构,迟钝的艺术感觉,都证明了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清楚地知道,文艺批评对知识储备、艺术感悟能力和审美层次等要求甚高,如我一类愚顽的人,恐怕前途凶多吉少。但救世主在哪里?等待你的好前途在何方?……”

其实人生在世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走一程是一程,走到哪里算哪里。乐生兄的好前途在哪里?我不知道。据我对他的了解,至少他不拾人牙慧,不轻易服气别人。有用另一种独特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思辨和思考能力,能产生独立的观点。语言有很强的穿透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敢说话的真人。

至于他对“凶多吉少”的前途发出的诘问:“救世主在哪里?”我想杨乐生的救世主一定是杨乐生自己。

2022年8月22日于西安雁塔

 

陈谦,现供职于陕西省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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