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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

时间:2023-05-05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李治邦 点击:

我父亲叫李鑫,又叫李小麦。

他1915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叫南牛具的地方,距离滹沱河很近。我小学回老家的时候一高兴就跑到滹沱河的大堤上玩儿,看那滚滚而流的河水。为了生计,父亲很小就跟着师傅学唱木板大鼓,而且很快就在冀中一带唱出名堂。那时候父亲长得精神,高挑个儿,眉清目秀的。观众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看,其中就有我母亲。我母亲与我父亲同岁,是深泽县富人家的闺女,为了看我父亲的演唱,就跟着这帮子人串村。一来二去,我母亲和我父亲就成了家。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不甘心再唱木板大鼓,就悄然告别师傅,投奔了革命队伍,在县大队当交通员。没多久,我父亲回家看我母亲,被同为一个师门的内奸出卖,在家里被日本鬼子抓走。我母亲连滚带爬跑到隔壁的县大队,等赶过去父亲已经被抓进炮楼里。母亲跟疯了一样要跑进炮楼,被县大队的人拽住。父亲在炮楼里被严刑拷打,据父亲说打他的都是伪军,日本鬼子就在旁边看着。最后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一块儿好地方都没有。县大队委托村里人到炮楼说情打点,父亲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母亲哭得惊天动地,把父亲接回了家,细心照看。别人和我母亲说,你那口子救不回来了,母亲不信,天天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我一定要把他救活。父亲醒过来的时候,见到的是我母亲满是泪水的脸。后来父亲在外边打仗伤了腿,又一次回家,母亲仍是细心照料。母亲后来对我说,你父亲没有我早就死了。父亲伤过好几次,他还曾跟我说起白求恩给他治疗时手底下利落,对伤病员态度特别和蔼,是个好洋老头儿。

父亲接到秘密任务去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就是负责一个交通站。母亲不放心,因为母亲的父母亲都在北平,我的小姨和舅舅也在北平。于是,她不顾父亲的几次阻拦,到北平找我父亲。父亲的交通站在北平的船板胡同,他给我姨父的一个绸布点当小老板。绸布点的背后就是一个教堂,接头常常在教堂里边。十年前,我专门去了一趟船板胡同,绸布点没有了,但那座教堂依旧在,我仿佛看到父亲在那里秘密工作。母亲不知道怎么得知父亲的行踪,几次跑到绸布点找我父亲,都被机智的父亲躲开了,因为夫妻在里边相见很危险。母亲后来对我说,明明知道你父亲就在里边,但进去就是找不到,狠心的男人。母亲的嘴严,父亲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她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是和父母、小姨、小姨父也没有说。父亲在北平做交通站工作时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他与敌人斗智斗勇,好几次化险为夷。有一次,父亲带着母亲去天桥看曲艺,就差点儿被敌人抓住,他自己跑开,剩下母亲跟着父亲跑,母亲进了一个死胡同,没看见父亲,只见到一群送葬的队伍出来,最后自己抹眼泪回家了。后来,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当了伪警察,专门管户籍,转运了好几批我党的同志秘密离开北平。我好几次动心思想写父亲,但每次跟父亲说时,父亲都轻描淡写的,其实从只言片语中也能感觉到当时的激流暗涌。在北平,父亲被捕过好几次,但后来都被放出来。我小姨父就当过保人,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小姨父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吓得差点尿裤子,因为他当时跟我父亲说过不少共产党的坏话。父亲笑笑说,你救过我,就等于给共产党做过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曾经参与接收渤海大楼、劝业场和中国大戏院。父亲曾跟我说过这段历史,说接收不是不讲价格,是需要用东西交易的。他跟我说过当初怎么跟高渤海谈有关劝业场和渤海大楼的接收价格,用多少袋米、多少尺布进行置换。父亲跟我说得很清楚,可惜我没有记住。总觉得守着父亲过,总会有机会再问。但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没有记住。现在有人说是军管会直接接管了,没有与资方交易,这明显是错误的。

那时,父亲和其他准备进城的干部在河北省霸州的胜芳集中等待,然后进行培训和学习,做好进城准备接管天津的一系列工作。父亲从那时候起一直到进城,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就是接我母亲和哥哥们进城。那时,我母亲带着三个哥哥已经回到了南牛具村,等待着与父亲团圆。天津眼花缭乱的生活并没有扰乱我父亲。父亲的心没有改变,他抽时间回到老家南牛具村,赶着马车接回了我母亲和三个哥哥。母亲走的时候,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对亲戚们说,她还会回来,帮她照看着这个家。母亲对老家很有感情,我后来回老家的时候,她总嘱咐我带着东西去看看谁谁,人家照顾她不错,给她收麦子、挑水、养猪。有一次我回老家就住在母亲住的那间房子,一明两暗,有一个小院子。当时,觉得特别温馨,冬天有好心人给我点了炉灶,我睡得特别温暖。家里来了很多乡亲,我在村里辈分大,有些上年纪的人见面就喊我爷爷,喊的我扯脖子红。来的人都说母亲好,说帮助你母亲干活儿,你母亲舍得杀猪,给我们吃肉,让我们解馋。父亲进城以后也犯过错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让我大哥和二哥回老家找乡亲们买粮食。我记得很清楚,大半夜大哥和二哥回来,背着沉甸甸的棒子面。大哥说着给棒子面乡亲的名字,说给钱都不要。他们说,我父亲拎着脑袋在外边闹革命,他们这时候还要钱,算什么人。后来上级领导得知,给了我父亲降一级处分。那年,我10岁,我能看出父亲的痛苦,过去总是乐呵呵的,后来回家也不怎么说话了。我有四个哥哥,加上我就五个大小伙子,都是能吃的嘴。我记得大年除夕,我吃饱了饭,撑得我在大院子里边疯跑。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的,接长部分是母亲缝补的。大哥结婚,父亲脱下自己的裤子给了大哥,大哥很不高兴,说,结婚都不能穿新的。

1989年的秋天,大哥去上海出差,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知道后悲痛至极,不久就去世了。父亲的精神也有些恍惚,总说他的魂跟母亲走了。两年后,孤独的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岳母也是一个人,干脆我们俩一起过算了,你跟你岳母说说。我很诧异,因为我岳母守寡很多年,谁跟她说都摇头拒绝。再加上,母亲去世才两年,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我不好意思跟岳母说,这件事就拖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催促我,说,就让你张口说一下,同意就一起过,不同意就算了。我没办法,一天晚上趁着我岳母高兴,就嗫嚅地说了,没想到岳母竟然哭了,我就知道父亲是自作多情,连忙安慰岳母,而岳母说出的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岳母说,就这点儿事儿,你怎么才说呀。我突然明白过来,父亲和岳母早就说好了,就等着我去挑开。父亲和岳母结婚没有什么仪式,岳母烫了头发,打扮得像个新娘子。我搬来和父亲岳母一起过,看见父亲笑呵呵的样子又回来了,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后来父亲对我说,我就想有一个伴儿,要不我一个人就总想你母亲。有时候父亲会当着岳母的面情不自禁地讲我母亲,讲两个人的出生入死、血雨腥风。岳母也不在意,就那么专心地听着。1997年夏天,我闺女考上了大学,得知消息那天,岳母去世。她说,就等着听到这个消息再走。岳母去世,父亲就觉得老天不公,这样惩罚他,让他孤独。两年后,父亲也去世了。那天,我从成都坐飞机朝家里赶。祈祷能见父亲一面,到了医院,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但他还是攥着我的手。在他的枕头旁边还放着当天的《参考消息》,他最关心的是台湾什么时候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和四哥给父亲穿衣服,四哥跟我说,父亲临死前说了一句话,让母亲跟他埋在一起。二哥在加拿大,就别让他回来了。

在给父亲买墓地的时候,遵照父亲的话,母亲和父亲埋在一起。隔着的就是我岳父和岳母的墓碑。有时候扫墓,在安静的时候,我似乎能听见父亲在唱木板大鼓,声音沧桑,透着一种高亢。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总爱给母亲唱《杨家将》。

我父亲就是一本书,为此,我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红色浪漫》,算是一种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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