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信古斋记》

尊彝鼎俎陶冶之器，篆籀八分隶楷行草之书，设色淡墨之画，今皆去古远甚，弥古则弥佳，而惟人心之同然，无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乱，古犹今也；五情苦乐，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此亦足见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犹浅。至周子则曰：「德配天地，古之极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于人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复，汉、唐、宋、明之所不及者，恃之以兴。即举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于天地之间，期于德与之配而后止，则区区元会运世之迹，为同为异，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王公以信古名其斋，尝上请，得御书以赐，而命【书】记之，盖亦愿学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尝以渐不及见史之阙文为憾。坤干之义，夏时之等，终无改于从周。然则其于古，宜有未之尽信者。乃千百世后，可信者必曰孔子，岂非德配天地，古之极者与？公莅民而事治，敷教而文变，掌宪而纪肃，祥刑而德洽，上信于朝廷、中信于卿大夫、下信于远近来游之学者与承风之民，亦可以泽今而传后矣。而犹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斋。夫有所宜于古，必有所戾于今。自秦以降，以秦为师，自元以降，又以元为师，未尝不称说唐虞，颂美商周。及究其行事，在上者，不但井田、封建，邈若海上神山，即元鼎、贞观、庆历诸遗事，亦谁以为可复者？在下者，不但邹鲁之道，不可再振，即濂洛关闽之学，又谁不以为迂阔而不近人情者？古道之沦胥，固其所也，然返世于古，势有甚难。若自为古人，则在我而已，公之自为古人，固天下所不疑，而深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吾知后之人论世，至今数十年间，屈指可信于公卿大夫，必曰新城王公。则公之信于古，与后之信于公，又何以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