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是这样的

——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著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潜*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著“徐培根”〔１６〕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１７〕，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二月七——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现代》
第二卷第六期

。

〔２〕五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２８３页注〔２〕。〔３〕“左联”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来。

〔４〕林莽即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当时“左联”成员。

〔５〕彼得斐（ＰｅｔｆｉＳa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爱国诗人。主要诗作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６〕《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７〕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８〕“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被称作“三道头”。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语见《尚书·大禹谟》。〔１１〕《说岳全传》清代康熙年间的演义小说，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共八十回。该书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

，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语，佛家传说有些高僧在临终前盘膝端坐，安然而逝，称作“坐化”。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和尚的隽语。

〔１２〕涅~剧》鸺矣铮囊琶稹□馔训龋阜鸷透呱乃劳觯步性布拧：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当时是慎昌钟表行的职员，和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将此诗书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１７〕向子期（约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内（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他和嵇康、吕安友善。《思旧赋》是他在嵇、吕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见《文选》卷十六）。

我们不再受骗了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２〕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３〕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说，一九一九年*校谀箍频恼估阑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著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著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５〕，接著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６〕（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著。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著怎样甜腻的话头，装著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

〔２〕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３〕绥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译谢芙琳*龋苏联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肥料》、《维丽尼雅》等。唆罗诃夫（ＭAＡABKFKHKL），通译萧洛*舴颖樟□导遥谐□□怠毒簿的顿河》等。

〔４〕乌曼斯基（dACqIJSOT\）当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新闻司司长。《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国的新艺术》）是他所著的一本书。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对德作战，随后，英法两国先后招募华工十五万名去法国战场，他们被驱使在前线从事挖战壕及运输等苦役，伤亡甚多。〔６〕“公理战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并立碑纪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著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兰的显克沃□□华Ｓｉｅ*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Ｈ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４〕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著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８〕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２〕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兰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森鸥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４〕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五四”时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语：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

，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７〕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指胡梦华。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汪静之作的诗集《蕙的风》，认为其中某些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８〕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话，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按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当时俗语：这个。

小品文的危机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著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２〕，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著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著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絮》〔４〕，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但这时却只用得著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７〕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明末的小品〔８〕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著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干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著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
第三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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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兰亭序》即《兰亭集序》，晋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余字。

〔３〕云冈指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创建于北魏中期。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石雕佛像飞天等五万一千多个，其中最高的佛像达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骈体文选集，共四卷，清代许~氨嘌！玻怠场Π逖浴∪*国时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崇尚虚无，摈弃世务，专谈玄理，读书人争相慕效，形成风气，叫作“清言”，也叫“清谈”或“玄言”。到晋代有王衍等人提倡，此风更盛。

〔６〕罗隐（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晚唐文学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谗书》五卷等。

〔７〕皮日休（约８３４—约８８３）字袭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学家。早年隐居鹿门山，曾参加黄巢起义军。著有《皮子文薮》十卷。陆龟蒙（？—约８８１），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晚唐文学家。曾隐居笠泽，著有《笠泽丛书》四卷。〔８〕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钟惺、张岱等人的小品文。

学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２〕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论语》第十一期，署名动轩。

〔２〕团城在北京北海公园声门旁的小丘上，有圆形城垣，故名。金时始建殿宇，元后屡有增修。白玉佛，置于团城承光殿内，由整块洁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约五尺，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

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２〕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３〕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著“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绍介国医。小百姓随军充案，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４〕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５〕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６〕，此之谓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７〕。声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８〕六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

，署名洛文。

〔２〕孙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他在位时，“粗暴骄盈”，常无故杀戮臣子和宫人；降晋之后，被封为归命侯，甘受戏弄。《世说新语·排调》载：有一次，“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对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３〕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８５）即赵佶，北宋皇帝。在位时，横暴凶残，骄奢淫侈；靖康二年（１１２７）为金兵所俘，被封为“昏德公”，宫眷被“没为宫婢”。他虽备受侮辱，却还不断向“金主”称臣，“具表称谢”（见《靖康稗史·呻吟语》）。

〔４〕一九三三年五月，广西民政厅曾公布法令，凡女子服装袖不过肘，裙不过膝者，均在取缔之列。

〔５〕当时四川军阀杨森提倡“短衣运动”，他管辖下的营山县县长罗象翥曾发布《禁穿长衫令》。这里所引即见于该项令文，令文中还说：“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著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带县罚究，决不姑宽。”

〔６〕“口含天宪”语见《后汉书·朱穆传》：“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尝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q则伊、颜化为桀、跖。“据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天宪，王法也，谓刑戮出于其口也。”

〔７〕关于蜡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见清朝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礼部尚书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书局出版）。该书“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记有参观巴黎蜡人院的情况：“午后往观蜡人院，院中蜡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最妙者：一蜡像前置棋枰，能与人对弈。如对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则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状。其仍不改，即以手将棋子扫之。巧妙至此，诚可叹也！”

〔８〕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十一国。这里所说的事，见他的《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游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耳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国乡曲行劫富豪，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见《不忍杂志汇编》二集卷四）

谣言世家

双十佳节〔２〕，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壬模淞妒笔滦卤□飞细颐墙补飧*时候的杭州的故事。〔３〕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著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４〕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著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著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著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６〕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

，署名洛文。

〔２〕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３〕汤增"懊褡逯饕逦难□钡墓拇嫡折Ｋ谝痪*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辛亥革命逸话》中说：“旗人谓九为钩。辛亥革命起，旗人皆变装图逃，杭人乃侦骑四出，遇可疑者，执而讯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为旗人，则音必读‘钩百钩十钩’也。乃杀之，百无一失。”旗人，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后来一般用以称呼满族人。

〔４〕钱大王即钱镠（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玚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５〕汤蛰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６〕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由中国女人的脚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２〕，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４〕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７〕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８〕。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１１〕，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著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１３〕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报》〔１５〕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K（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稻峙勺□示旨觳榇觳樵辈榛瘢苯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２〕《杂事秘辛》笔记小说，一卷，旧题无名氏撰，伪托为东汉佚书，实为明代杨慎（号升庵）作。写东汉桓帝（刘志）选梁莹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写梁莹的脚：“足长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杨慎在该书跋语中说：“予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按杨慎是持缠足起源较早一说的。

〔３〕“利屣”一种舞鞋。《史记·货殖列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

〔４〕“潭腿”拳术的一种，相传由清代山东龙潭寺的和尚创立，故称。

〔５〕炎汉即汉代。过去阴阳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称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更替；他们认为汉朝属火，故称“炎汉”。

〔６〕“小家碧玉”语出南朝乐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系人名，旧时常以“小家碧玉”称小康人家的少女。〔７〕《朝野佥载》唐代张族鸟作，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按该书没有鲁迅所引一事的记载。

〔８〕“除恶务尽”语出《尚书·泰誓》：“树德欲滋，除恶务本。”“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９〕语见《论语·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语，都见《论语·乡党》。

〔１１〕孔子周游列国孔丘于鲁定公十二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离开鲁国，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游说诸侯，终不见用。

〔１２〕花旗白面由美国进口的面粉。

〔１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时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扬的所谓“八德”。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强令机关团体将它制匾悬挂于礼堂，国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１４〕“忘八”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

〔１５〕《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张竹平创办，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著法国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３〕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５〕；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６〕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著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著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７〕，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
第一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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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