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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2023年第3期|陈年:我们都曾唱过那首歌

时间:2023-05-16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陈年 点击:

陈年,山西大同人,先后在《天涯》《西湖》《芳草》《长城》《山花》《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多篇作品收入全国年选。出版小说集《给我一支枪》《小烟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签约作家。曾获乌金文学奖,阳光文学文学,全国打工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1

七月暴雨如注。在那间光线昏暗散发着臭松花蛋味的单身公寓里,喝醉酒的他低头吻着我的左手,从手背到每一根手指尖。我手上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唾液,我的心也湿漉漉的。他的唇蠕动着继续寻找着,我积极回应,仰起脸闭着眼。我觉得闭着眼是接吻的最高境界,电影电视里那些港台名星都是这种陶醉的表情。他的右手摸索着我衣服上的一粒扣子,那一刻我的心都要跳进他嘴里了。这时他却急忙推开我,喃喃着,哥不能毁了你,不能毁了你!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肌肉上下抽搐着,就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我也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鲜血横流。

那是我的初吻。这个吻是祭台上的礼物,它给我带来识破天机的启蒙。后来,我一直想证明给他什么是“毁了”。

他是文学社社长。我是他的妹妹。文学社里的女孩子都是马明的妹妹。

我们工作的煤矿叫四台,矿名因附近四处分布的烽火台而得名。那里曾是辽金时期的古战场,有一个叫萧燕燕的女人和一帮叫杨家将的男人在这里频频交手,金戈铁马,白骨累累。一千多年过去,在烽火台的地下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又一群人带着各种现代化的采煤机器来了,沉寂的古战场忽然间车水马龙。人们满怀激情,掘地三千尺,把黑色的煤炭挖掘出来。这些金子沿着皮带水一样流到地面,按照大小块洗选,分类,然后装上火车运到港口码头。为此,还开通了一条叫大秦线的铁路专用线,大是大同,秦是秦皇岛。

那时我和马明在矿上办一份叫《烽火》的文学刊物,社长和编辑都是自己选拔任命的。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地小有名气,不时有会员的作品登上矿工报变成铅字。文学社最辉煌的时期有会员300多名,社里的大事件是1992年12月25日当地报纸为我们文学社发了一期专版,叫“同城有个作家群”,用一个版面介绍我们文学社和学员的作品。马明自掏腰包买了三百多份报纸,一人发了一张,相当于发奖状。

每当有会员的作品在外面发表,我们都要热烈庆祝一下。社长马明,我,胡杨,我们三个编辑,加上文章作者,再约上几个平时聊得来的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一行人找一家小酒馆吃个饭,矿上人习惯说“搓一顿”,用的字眼不同显示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当年,我们极力要把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来,现在吃饭时如果有人拿本书在旁边高谈阔论地谈论文学,大家一定以为这人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最好的馆子总是开在矿井口附近,那是由很多张嘴吃出来的名气。这里的人喜欢研究吃,舍得在吃上面花钱。男人们愿意累死在小寡妇的石榴裙下,但他们更愿意死在“酒池肉林”中。

积着煤灰的房子,脏兮兮的玻璃,油腻腻的桌子,店老板的拿手菜多是家常便饭。虽然饭店的环境一般,不过菜的味道好。辣白菜,炒土豆丝,家常豆腐,再弄两瓶火辣辣的二锅头。二锅头给我的感觉一直是火辣辣的烧灼感,但那种两块钱一个的玻璃口杯我能喝两个,相当于七两酒。我自己都惊讶曾有过那么好的酒量。

那时大家的酒量似乎都不错,属于那种一个星期不喝一顿大酒浑身难受型的。几个人就着几个简单的菜,从余华苏童马原说到路遥海子顾城,再到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海明威,喝到胡言乱语放声高歌痛哭流涕。为什么要哭呢?不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好像谁家里也没有发生天塌地陷爹死娘嫁人的伤心事,可就是想号啕大哭一场。聚会达到高潮时,找个犄角旮旯把刚吃下的吐出去,踉踉跄跄返回到桌上,大声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们自己就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天大地大老子最大,谁也不服。直到饭店打烊,被老板骂咧咧赶出来,聚会才算结束。男男女女搀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黑土飞扬的煤渣路上,一路风尘一路歌。人人都把自己当成浴血归来的英雄,可战场在哪里?在每个人的内心啊,生命如此灿烂,又如此真诚!

《假行僧》是我们的会歌,每次聚会必唱。马明有一台手提录音机,装磁带的那种,摁一下播放键,黑色的带子水一样流淌,激昂的声音就钻出来。我们反复播放这首歌,这歌听着带劲儿,让人热泪盈眶,激情澎湃。当年为什么会选这么一首摇滚乐,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被它声嘶力竭的气势所感动。

我们每两个月出一期刊物,纸张紧张时三个月,刊登的都是会员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其中最多的是诗歌,大家觉得诗歌好入门,也容易把握,把一句话分行断句就行了。我自己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歌。

踩响层层叠叠的落叶,

秋来了。

……

七夕节打缨络,

缠女孩子七巧玲珑心。

……

日子蹑手蹑脚的逃遁,

石榴花火热地开败了一场青春。

我还热衷于给自己取笔名,缃纤,刘莘,陈默,纤草等等,会员水平参差不齐,刊物稿源不够时,我就自己动手多写几篇。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小说一篇,然后署上不同的笔名。听着他们对作品的评论,暗自窃喜,有一种地下工作者的感觉。当然,这里面也有马明的原因,我是他的妹妹,他还不利用手里的权力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妹妹,他脸上也有光。

“文学青年”是一件华美而廉价的袍子,当年只要读过几本书,写过几首小诗就可以让自己拥有这样一件“法衣”,穿上它招摇过市。女孩子用它来俘获男孩子,男孩子用它来勾搭漂亮妹子,文学社里产生了很多对恋人,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关于爱情的诗。

马明最后一次见我,是找我借钱。他认识了一位做国际生意的大人物,大人物给他联系了一笔生意,倒腾煤炭,用火车皮把山西的煤运到俄罗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什么都缺,人们连火炉子都生不起。这笔生意做成了,他就成了有钱人。有了钱,他要在乡下买一个院子,种几畦地,养几只鸡,安安静静地写作。有空了再教几个小孩子读书认字。

可马明现在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2

收到学校的聘用通知后,我开始收拾东西,大刘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低头洗着羊下水,灰白的肠子绳一样缠绕在他手上。一些白色的块状的油脂浮在水上面,屋子里脏腥气很重。

原本准备自己坐高铁到学校,同城到T城有直达车。大刘却心血来潮,一定要开车送我,四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耳朵里塞着耳机,在听老崔的《假行僧》: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嘴/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

老崔也老了,鞋拔子脸,肿胀的眼皮,当年的英气一扫全无。

作为刊物编辑,我那时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作者,从那些来稿中,我慧眼识珠地把自认为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按照后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我把电话打到他们单位,约他们出来见面,理由当然是讨论作品。我一般不会给作者回信,写信要花费大量时间,主要是还要花一笔邮费,我们社里没有这项开支。接到电话的文学青年,个个受宠若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王老师,希望得到我的指点而一夜成名。我们讨论的地方有时在十里河畔,有时在沙棘林里,有时在黄土飞扬的烽火台上,或者就在作者的单身公寓。公寓里有床有软软的被褥,环境舒适。而我更喜欢把活动安排在野外,坐在一个坡坎上,高声谈论文学,薄薄的衣裤下是黄土,小石头子草棍扎着肉皮,痒痒的。流里流气的风抚着我的脸庞,细细的黄沙土春药一样拨撩刺激着我萌动的心。据说萧太后当年爱上一个叫韩得让的汉人,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杀死他的妻儿,两人结为夫妻,而后萧太后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他赐姓耶律。

写散文诗的林军是一位洗煤厂的工人,他抓着我的手一边数我有几个斗几个簸箕,一边给我科普什么是洗煤,并不是要把炭洗干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把里面的煤矸石挑出来。在水里石头的密度比煤重,这个我懂,化学老师讲过。还有一个计算公式,怎么计算密度值我忘了。

林说,三斗七簸箕的女人天生运气好,有贵人扶持,能够逢凶化吉。最佳婚配是有四个斗的人。我侧脸看向矿井的方向,越过林军的头顶,看到蓝白相间的三个圆柱形储煤仓直直插入天空,有点流氓。

林的样子很普通,塌鼻大嘴,碎碎的老鼠牙遍布黑黑的牙斑菌,他个子比我高一点,而我只有一米六。大概是写诗给了他自信和勇气,他希望我嫁给他,说他用扑克牌算过很多次王八卦,将来和他结婚的就是我。王八卦就是除去大小王,把五十二张牌面朝下摆成乌龟的形状,然后翻牌,两张牌相加等于13收起来,全部完成就是合卦。我含情脉脉地笑了。我知道我不会嫁给社中的任何人,我喜欢做他们的女朋友或妹妹,但不是老婆,老婆这个身份太中规中矩了。

有一回林军把我带到他们厂里最高的地方——筒仓,我们沿着外设的旋转悬梯爬到离地面四十米高的地方,站在那里,全矿的风景一览无遗。公寓楼,办公楼,家属楼就像叠摞在一起的火柴盒,人更是一只只小蚂蚁,一小队穿着蓝色新工装的蚂蚁们沿着通往人事科的小路行走着。矿上刚刚又招来一批新工人,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中间发展几个新会员,新工人总是有很多古怪的想法。不过几年后他们便沉默了,芸芸众生,皆为蝼蚁,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林军从录像厅新学会一个技法,我扶着楼梯俯下身子,他踮起脚尖用两根手指压下我的头,他的舌头像一块肥膘肉伸过我的嘴巴,让人很不舒服。这时有人从一个屋子出来,我们草草地分开。那个工人穿着脏乎乎的工作服,整张脸油墨一样的漆黑,看到我们时笑了,漆黑中闪出一道白光,那是他的牙齿。为了再次吸引我的注意力,林说前几天有一个工人就是从这上面跳下去,脸朝下趴在地上的。当时是晚上,好几个人从他身边经过,都以为是醉汉喝醉了。在矿上,喝醉酒的人太多了,鬼哭狼嚎地折腾上一阵,然后趴在那里凉丝丝地睡一觉,醒来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他说这些时,我不停地流泪,也不知自己难过什么。林从兜里拿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卫生纸,他很细心,每次都会帮我带着纸。我把擦过眼泪的纸丢在风中,一只白色鸟俯冲而下,又扶摇而上。青春就是一只忧郁而孤独的大鸟。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谈论年轻人的死,林认为他失恋了,一定是女孩子夺走了他的性命,而且还是一个漂亮女孩子。他深爱的女人跟着别人走了,他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不过这样的故事太俗气了,我关心的是他最后纵身一跃,是不是享受到了飞翔的自由和快感?

这告别人世的方式太激烈了,如女人的烈焰红唇。海子死了,顾城死了,戈麦死了,一个矿工也死了,他的死就是一首荡气回肠的长诗。果然,林军回去后写了一首诗《蓝天上的眼睛》,我把它刊登在我们刊物上。大家聚在一起时,我大声地朗诵着他的诗:子弹穿过你的梦,你看不到的地方,坚固的战车正碾压你的身体,爱人在黑夜里呼喊你的名字……

很多年后,林军荣升为一名局长,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就和当年写出得意的诗歌一样。有一回,为了弟弟房子的事我去找他,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我,王琪,作家,我们当年还一起办过文学社呢,呵呵。在他嘴里那似乎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从农村招工来的胡杨在井下一线工作,掘进一队是受苦最重的一个地方,扛着几十斤重的工具下去,再背着上来。他问,王老师,你知道伸手不见五指吗?我摇摇头,闭着眼,晃动左手,想象着黑暗穿过他的身体。王老师,我在下面干完活,靠着煤帮,喜欢玩一个游戏,把矿灯打开关闭,再打开再关闭,每打开一次灯就有种宿命之感。他边说边在我眼前晃动手指,似乎我是一个盲人。他的指甲缝里积聚着黑黑的煤泥,让我有种想把他抱在怀中的冲动。

他把写给区队的表扬稿拿来给我看,几月几日在赵队长的带领下掘进一队完成掘进尺多少米,光荣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启发他,把里面的一些词、句子断开,再加几个莫名其妙的词语,就是一首诗了。报社的副刊很需要这些有点文艺范的表扬稿。他很勤奋,每天下班后都要写三首诗。他想离开工作环境恶劣的矿井,既没有好爹,也没有好钱,只能靠自己了。

胡杨每个星期都来找我,把新写的诗大声念给我听,那些诗像刚刚出炉的烤红薯,烫手烫心,还散发着甜蜜的焦香。我们在诗情的催发下谈情说爱,他搂着我的腰,头像一个婴儿埋在我怀里,紧紧贴着我的胸口。有了爱的指引,我们很快掉进爱河中。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果然他的小诗接二连三地登在《矿工报》上,他凭着这些小诗得到区队干部的重用,不用再背着工具下井,留在办公室专门给领导写表扬稿,再就是陪领导打打扑克,玩的时候想尽办法输钱。

胡杨为了报答我这个伯乐,答应带我去爬第六座烽火台,从那里能看到萧燕燕破败的行宫,断壁残垣,她的皇帝丈夫就死在这里。皇帝死后,她和韩得让驰骋沙场多年。那天的风很大,风把我们撕成两面猎猎作响的战旗,胡杨把我紧紧地拥抱怀里。沙尘暴将一把又一把的黄土硬塞进我们嘴里,和着各自的唾液把黄土面吞进肚子。沉甸甸的,有种吞金的感觉,但心里很踏实。

烽火台不仅是古战场的遗迹,也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还曾想让胡杨把我悄悄带到他工作的地方,尝试一下在几百米的地下接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抚摸着爱人的脸,寻找爱情的光明。胡杨一口拒绝了我,很认真地说,自古以来煤窑不许女人靠近,女人的身子不干净,会冲撞了窑神。我笑他还是诗人呢,这么迷信胆小。胡杨冷冷地说,你亲眼看到死人时,就不会认为这是迷信,窑工为了活下去,相信一切神,他们把老鼠也封为神。

文学社里的小王编辑调到矿务局工作后,我向马明提议把胡杨吸收为刊物编辑。奇怪的是,我们在一起接触多了,关系反而疏远了。最明显的是,胡杨不再把他写好的诗给我看,而是装到信封里,贴上邮票,寄到全国各地。

我和大刘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他哥哥的一个朋友和我一个单位,韩师傅问我,小王,想找一个啥样的人?一线的下井工人想不想?我说,想。一家女百家亲,一线工人挣钱还多。我深知文学是文学,婚姻是婚姻,结婚过日子和爱不爱文学两不相干。

大刘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写作,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秘密武器。大刘的哥哥在运销站工作,我和他便有机会在火车皮上谈恋爱,在火车等待装煤的过程中,完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爱。长方的列车车厢是一个个露天棺材,我们从一口棺材跳进另一口棺材,在棺材里谈死论生。我的左手比划成一支枪,“砰”地一声枪响,他脸上开出一朵灿烂的花。我一次又一次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不能陷在欲望的泥潭里,可还是受不了他野性的诱惑,只要接到他的电话,便心慌意乱。

有哨音响起,这是大刘哥哥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在火车的长嘶声里,大刘拉着我的手,数着一二三,迅速跳离火车。我踮起脚尖鸟一样张开手臂走在枕木上,那一刻我灵魂出窍,飞向遥远的秦皇岛。我是个有野心的姑娘,想离开这个地方,那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做火车头。大刘答应我,结了婚带我走遍全国。

大刘的工资比同龄人高很多,是其他场面工人的二倍。我喜欢文学但并没有被毒害,现实而势利,很小就知道钱对我们家太重要了。大刘和我订婚时,母亲张嘴要了三千彩礼,他一口答应。我算是当年最贵的媳妇。母亲拿着我的彩礼转身给大哥定下一门好亲事,女方长得端正大方,有一份长期工作。

结婚的日子定下后,大刘带我去德令哈看麦子。那也是海子的麦子地: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我答应他,看过麦子,就安安生生当个好妻子,和他过日子生孩子,再也不写什么狗屁诗。六月,我们坐着火车来到青海,烈日炎炎,成片的麦子在风中摇曳。一株麦子,十株麦子,一百株麦子,一千株麦子,一万株麦子,一亿株麦子,它们在风中大声呐喊,大声哭泣,大声唱歌。麦子的天,麦子的海,麦子的魂儿。当我看到铺天盖地的麦地时,忘记了我说过的话,心中还有一千首诗歌没有写出来。只要远方的马明一声招唤,我会立刻跟着他浪迹天涯,在可以看到长河落日的农家小院里写诗。

可是马明太遥远了,爱情太遥远了,只有大刘最真实。

大刘的母亲对我不错,第一次上门就送给我一双手工缝制的鞋垫,上面是一对交颈相爱的鸳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他们家的媳妇了。我和大刘结婚后虽然也吵架,但从来没有动过手,我有自知之明,好女不和男斗。我知道我肯定打不过他,那么就不会激怒他。

在雁门关附近遇到一起车祸,躺在路边的人身上盖着白布,估计是没了。大刘车上的关公挂件在眼前晃来晃去,一会儿正面,一会儿反面。关公是武财神,既能保佑发财还能护佑平安,我也不知自己在知命之年远走他乡是对,还是错?

3

通知里说学校公寓紧张,两个老师一间房子。四十岁以后我经常失眠,还有打呼噜的恶习,为了不影响别人,我没有住在学校。我从网上在学校旁边的村子租了一间民宿,有空调能洗澡,一个月只要500元。

我们到达T城已经晚上八点多,民宿的老板一直等着我。她操着一口当地话,十里不同音,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好在她能听懂普通话。租的房子在三楼,大刘和我把东西搬上楼,然后出去吃饭。整个村子灯火通明,人潮涌动,旅店饭店电脑游戏房KTV,吃的玩的住的应有尽有。这个村子的经济就是靠我所任职的大学支撑发展起来的。我们吃了当地有名的牛肉丸子汤和葱花烙饼。丸子汤的味道一般。现烙的饼切成菱形小块放在竹编的小筐里,脆脆的挺好吃。大刘吃完破例又添了一份,说回去在店里也要添上这个。大刘和我在矿上开着一家饭店。

大刘视察完村里周边的环境很乐观,等我这边一切稳定后,他的饭店也可以开在这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吃饭。他让我先来这边打个前站,探探路。T城离省城只有三十多公里,在这边买房子的话相当于住在大城市,房价还便宜。大刘这个人就有这个优点,什么事都考虑得周全,都往好处想。

街上不时遇到手拉手的大学生,亲亲热热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女孩子的长发飘在男孩子的脸上,男孩的手搂着女孩的小腰。这些学生们也在村里租房子住,长租或短租,提前过起二人世界。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还有自助式的成人用品店,粉红的灯光一闪一闪地诱惑着那些饥渴的心。大刘的眼神酸溜溜地落在他们身上,说年轻就是好,想做什么做什么。谈恋爱也是学习的过程吧?大学生活结束,最起码收获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在网上搜索过我将要任教的学校,是全省考研率第一的民办学校,也是学费最贵的学校,一年一万七千块,再加上吃住,最少要三万块钱。三万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能是父母一年的打工收入。

换了新环境就有了新感觉,那一晚我们两个人的表现都不错,大刘甚至把舌头伸进我的嘴巴,像滑溜溜的有着葱花烙饼香气的泥鳅。原以为大刘要大干一场,谁知他心有余力不足,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工作,然后转身睡去。我起来穿好衣服,打开电脑,开始写小说。

这么多年,我只有一件事坚持下来了,那就是一直在写。我不再写诗,它不能说谎。我选择了另一种题材——小说,在小说里我可以谎话连篇,用一个个谎言讲述真情实感的故事。

4

腊月里马明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忽然出现在我面前,脸冻得青紫,上下牙战战地打着架。他一直这样虐待自己,他称之为挑战极限。他认为人的身体里潜藏着巨大能量,而这些能量只有逼迫到极限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他冬天从来不穿棉衣,即使零下二十度,也最多在里面加一条秋裤。

对方只给马明十五天的筹钱时间,马明一直马不停蹄地赶路,已经两天没有正经吃过东西。在小饭馆,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醋溜土豆丝,红烧豆腐,刀削面,嘴角挂着红油。这次回来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吃素,说素食能让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

马明辞掉工作离开煤矿时,我们也是在这里给他送行的。马明要去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们刊物的影响力惊动了上面,煤炭作协推荐马明去上学,全煤炭系统只有一个名额。但也因为这个名额,他得罪了一些人,社里有些人觉得他中饱私囊,把好处都划拉进自己口袋。文学社的荣誉是大家的劳动成果,凭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去北京上学?单位的领导也不同意他去北京读书,说工作多人手不够,其实就是想收点好处费。鲁迅文学院相当于黄埔军校,要去最牛逼的文学院读书,还要什么工作?马明眼皮也不眨地辞了工作。他走的时候慎重地把社长的职位禅让给我,让我坚持两年,两年后他学成归来一定重振文学大业。

没有了马明,我拉不来赞助,搞不到纸张,找不到刻蜡板的人。稿源也没有,社里的那些男男女女仿佛一下子从幻想中醒来,或是结婚生孩子过起小日子,或是拿着发表的豆腐块,削尖了脑袋往官场混。人心散了,哪有精力时间写诗。可文学社不能毁在我手里呀,我给马明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问他怎么办?但他一直没有回信。最后文学社只剩下我和胡杨两个编辑,胡杨请我吃了一顿散伙饭,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觉得很对不起马明,没有为他守住最后的阵地。

其实马明从鲁院毕业后不想再回到矿上,他和很多同学一样留在首都发展,成为一名北漂。通过同学他认识了一个做生意的大老板,他们还结为兄弟,这单火车皮的生意就是朋友给联系的。我哭着说,那文学社没有了。马明却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散就散了吧。以后写作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是大趋势。文学会越来越边缘化,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坚持,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撑起文学天空的精英。当然,他也是精英的一分子,即使忙着挣钱,也没有忘记写作,他刚刚写完一个小说《走京城》。

我把婆家给的三千块买衣服的钱借给了他,他伸手摸一摸我的头,哥最多一个月就还你。我说我结婚前给我就行。我六月结婚,希望他能来喝喜酒,他一口答应了,说绝不会耽误我的事,到时候他还要送我一件贵重的结婚礼物。我注意到他一点都没有惋惜的意思,那感觉就是终于把我送到了别的男人身边,就像完璧归赵,完成了一桩交接心愿。

三千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么一大笔钱没了,我也不打算隐瞒大刘,他知道马明,我们文学社在矿上小有名气。他说,三千块钱买个放心,值了。放心什么,他没说。

夏日的一天,我穿红着绿嫁入刘家,马明并没有及时还钱,当然也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一年又一年过去,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过去,马明再也没有出现。

后来我知道,马明不光和我一个人借钱,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借了钱,说法都是倒腾火车皮,到俄罗斯做生意。这二十多年,朋友们聚在一起时,大家都会说起马明还欠着他们钱,并把当时借钱的经过讲述一遍,每讲一次都会添油加醋地补充一番,不断地加入更多的细节和想象。

马明这个人越来越像一部传奇小说,由我们每一个人撰写着,而他借钱不还,好像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记着他。二十多年过去,文学社里的三百多人走着走着都散了,有的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只有马明我们还在津津乐道。

5

我在大学里教创意写作课,这门课在西方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在我国大学里开设只有十几年时间。最早是复旦大学,然后人大北师大等知名大学也开设了这门课程。对于写作能不能教,一直是圈子里争论不休的话题。以前,我也认为写作天赋最重要,不过现在我的观念有所改变,一个优秀作家除了天赋,勤奋和技巧也很重要。

学校由六道红色的大门组成,一层层递进,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学生们戏称皇家学院。学校的学习气氛好,我第一天走进校园就被那些备考的孩子感动,他们捧着书本在学院的林荫道上来回走动,嘴里默读或者大声地背诵着。

醍醐灌顶,那清朗的读书声让我眼里一下子涌满泪水,一匹野马孤独地奔跑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一块歇息的地方。

我向我的学生介绍我来自同城,同城是煤炭之乡,因煤而兴,因煤而殇。我还讲了我们曾经办过的刊物《烽火》,讲我们的文学社,讲我们的会歌,讲我们的文学梦。当然,也讲我们曾经的失败和困惑。

马明口才好,组织能力强,在他的带领下,文学社迅速发展壮大,周边十几个矿的文学青年踊跃加入。三百多名学员相当于六个班的学生,的确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才能管理得了。我们一起制定会员章程和条款,还制定了会歌,开始入会的条件是必须写五首诗,后来我们不得不提高门槛,想加入文学社的要交十首诗。也想过收取会费,解决一下社里经费困难的问题,不过一直没有实行下去,大家觉得把钱和文学牵扯在一起,似乎有点那个。文人可以食无肉,不能居无竹的,怎么可以赤祼祼地谈钱?

我们这些会员里做什么工作的都有,有一线下井工人,有农民轮换工,也有机关坐办公室的,还有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大夫,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等等。文学社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因此作品发表没有稿费,编辑人员也没有报酬,所有的劳动都属于义务性的。

马明倒是一直想拉赞助,找一个有钱的热爱文学的老板,最好是煤老板,他们从手指缝里抖几颗炭粒子就够我们花几年。有一段时间马明往小煤窑跑得勤些,拿着我们新出的《烽火》。许窑主是一位有文学情怀的中年大叔,善于仿写古体诗,毛体诗,遇到马明这个文学老师一口气写了十几首,然后要在我们刊物上发表。我们几个编辑原则得很,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发表,但是可以帮他修改润色。后来诗歌发表了,煤老板却不讲武德,没给赞助费。原因是老板看到刊物后勃然大怒,质问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改动他的传世大作?

除了结交煤老板,马明还积极向组织靠拢,和矿上的宣传部拉上关系,他眨巴着小眼睛和我们分析过,如果《烽火》由民办改成官办,就有合法名分了。就和正宫娘娘和小宫女一样,娘娘生的孩子是皇子。

而且公家如果肯接手文学社的话,我们也就有了活动经费,有了经费就能给作者稿费,有稿费当然就有写作热情了。还有可能把我们几个编辑也接收了,帮我们解决一下工作问题,最起码能把马明安排了,他工大毕业后一直想进入宣传部。他在井下一线工作,他是个技校毕业生,上成人大学属于再次深造。

不过从来利弊相当,如果文学社归了矿上,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招安,梁山好汉的悲惨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一多半会员不同意归矿上。吃人家的嘴软,以后刊物要发什么样的作品就由人家说了算,估计都是人所共知的那些东西,真正的文学作品就被挤远了。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文学社呢?

拉不到赞助,又不肯接受招安,刊物办得就有点艰难。没有固定的办公点,社里的办公地址一直安排在马明单身宿舍,舍友对他意见很大,经常偷拿我们的稿件上厕所。油印机是工会淘汰下来的,马明发挥他技工的特长,买了几个零件,动手修了修又能用了。印刊物的纸张也缺,当他知道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爸爸是某矿的工会主席时,马上热情地把那个文学爱好者吸收为会员,并指导他在刊物发表了长诗,而那长诗其实只有五句话是爱好者自己写的。

虽然条件不好,马明却干得热火朝天,他一直认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做事认真,或者说是天真的,在他眼里文学如雪山大士,纯洁神圣且法力无边。

6

学生到课率关系着老师的效绩考核,为了防止逃课,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每节课前都要点名,偶尔在课中课后也点一下。总之,不能让学生摸着你的脾气规律,他们逃课的花样多得让你防不胜防,可以拿来写一个又一个小说。有个学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老师,我不想听课,准备考研。看一看他桌上密密麻麻的习题纸,我默许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学生期末考试写的小说让我眼前一亮,他也许应该当一个作家。

站在阶梯教室里,拿着记分册点名时,有种指挥千军万马的错觉,那个叫萧燕燕的女人骑马奔驰时也有这种感觉吧?这个女人是自信的,相信自己会一统天下。但我是迷茫,不知我会把我的军队带到什么地方。每喊一个名字,都会听到一声“到”,声音清脆洪亮,他们的脸庞是那么年轻,眼神亮如星子。

我的学生大都是00后,被称为世纪婴儿。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经常说2000年,我那时认真地算了一下,2000年时自己28岁,28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来,但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

2000年我丢了工作,开着一家话吧,只有四平米大小。大刘从城里买了两块三合板,不舍得花钱请木工师傅,自己动手装修。他把屋子做成四小隔,每隔放一部电话,再配上凳子,就成了简陋的电话间。本地人打长途的不多,最多的是附近那些在小煤窑工作的外地人,四川人,河南人,甘肃人,其中四川人最多。曾有一个四川人说要送我点他们老家的茶,后来他死于一场透水事故,他老婆拿着几万块抚恤金回四川改嫁了,而他的骨灰就埋在小煤窑附近的荒坡上。

这些窑工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话吧里时很有气势,一副黑帮老大的做派。他们叼着烟,讲着粗话,大声咳嗽着,咳出的痰子弹一样飞。人多电话少,一个人打完,另一个拿起电话接着打。电话间不隔音,打电话的人互相能听到对方在讲什么,为了听得更清楚些,都大声吼着。听四个人操着不同的方言讲话,如同走进一座迷宫,而我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巫,掌握着他们的生活秘密。

短途话费一毛,长途的三毛。电话公司给我提取百分之十的利润,也就是一百块话费我可以挣十块钱。也有投机取巧的人,让对方把电话打过来,虽然电信局那边不收钱,可他占着电话线别人不能使用。话吧便有不成文的霸王规定,打电话接电话都收钱,而且价钱一样。有个河南人和我理论过话费问题,我慢吞吞地告诉他,嫌贵就到别的话吧去打。我知道矿上所有的话吧都是双向收费。

那天下着大雨,话吧里没有顾客,一个男人推门进来,四十多岁,背着一只背篓,里面装着大米芹菜猪肉什么的。他把雨伞放在门边,坐下来后,并没有急着打电话,而是先抽了一支烟。他的一根手指缠着纱布,那纱布已经变成灰色。他一边抽烟一边瞥我,说他的女人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要给朋友打电话把她找回来。找回来就打断她的腿,这个婊子!他眼神凶巴巴的,似乎我就是那个跑掉的女人。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多,他一直在拨电话打电话,把电话打给不同的人。每个电话的开始,都是告诉对方,他打了女人,女人跟着人跑了。

雨停了,天黑下来,我要打烊了,催他走,他却根本不搭理我。再催他,眼里就发出凶巴巴的光。我有点胆怯,到小煤窑下井的,来历都很复杂,有的身上还背着命案。我的话吧虽临街,但是八点以后路上也没什么行人了,店里只剩下我一个女人。我看了一下计费器,他已经打了一百多块长途电话费。

我用店里另一部电话打给大刘,让他下班过来接我一下。那个男人终于放下电话,我看了一下计费器,一百零八块钱。他说他没有带那么多钱,只有十块钱。说时带着讥笑的口吻,他想激怒我。我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十块就十块吧,以后有了再送来。我从他的手里拿过那张皱巴巴的钱时,男人显然吃了一惊,这么容易就让我屈服了。他眼里的邪火更旺了,逼上来几把就撕开我的上衣,扣子落在地下四处蹦跳着。我的身子被卡进电话的小隔里,他死死地抓着我的两只手,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墙上,墙皮擦得我脸颊生疼。他从后面进入,并且一插到底,不留一点余地。

事完之后,他捧起我泪水模糊的脸,亲了我一下夺门而去。我把躺倒的凳子一把把扶起,我记起了马明的话,他说哥不想毁了你。

给大刘的那个电话根本没有打通,大刘在井下工作,八百米的地下,他根本接不到我的电话。

我不知那个男人为什么还会来话吧打电话,难道真的把我当成了离家出走的妻子?

他太自信了,当他又一次来到话吧,大刘守株待兔,用一把锋利的刀击碎了他的自信。大刘一刀刺进他的大腿,血流如注。男人被鉴定为二级伤残,大刘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刑。半年后,他把离婚协议书寄给我,他和马明的观点一样,不能“毁了”我。

三年的时间我写出一个又一个小说,对于男人我倒是敬而远之了,并不是刻意地要洁身自好,而是对他们没有了激情和爱。三年里心中难受了,就去马明母亲那里坐坐,买点东西,留点钱。老太太把从街上花两元钱买的一双机器绣花鞋垫塞给我,上面绣着“一帆风顺”。老太太眼花了,纳不了鞋垫了。

大刘从监狱出来后,没有地方可去,我把他接回了家里,我们谁也不提已经离婚的事。大刘的工作丢了,他在井口边开了一家饭店,卖羊杂油饼。矿上最普通的早餐。大刘每天早上四点去货栈的批发点,把羊内脏买回来,心肝肺肠子肚子,还有新鲜的羊血。肠子肚子清洗起来费劲儿,撒上碱面和面粉不停地揉搓,最后把上面的那层油脂扯下来,也不能洗得太干净,羊杂吃的就是那股腥膻味。收拾好放到大锅里,加入葱姜蒜花椒八角桂皮香叶豆蔻,大火煮开,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后捞出来,晾凉切成细条备用。这几年人们都注意起健康问题,内脏的胆固醇太高,便另加了豆腐粉。豆腐切成大片,蒸成蜂窝状,再切成条放入肉汤里。豆腐的每个孔都会吸满汤汁和香味,吃一口香得舌头都掉了。

7

说实话学生们还是给我面子的,没怎么在课堂上为难我,点名的时候人数也不是差太多。如果有督导听课,我提前给班长发一个消息,这一节课到课率百分之百。这算是泄密,或者是作弊?我说大家欢迎督导老师来听课,同学们拍巴掌我也拍手。这又是一条暗语,相当于再次强调。学生们听话地把手机收起来,课堂上师生互动也不错,他们积极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作为回报,我在记分册上做一些加分记号,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百分四十,他们还是在意平时成绩的。

偶尔有学生会帮朋友签到,叫到别人的名字时喊一声“到”。朋友义气嘛,只要人数不是差得太多,我就睁一眼闭一眼,不逃课的大学生不是好学生,他们这样的年纪有点小动作是难免的。如果一天到晚听话地坐在教室里,估计以后也是经不起磕碰的,太听话的孩子不会有大出息,而且容易出问题。我当然不想磨掉他们的棱角和个性,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行动。

来应聘老师之前我没有想到,创意写作是通识课,占2个学分,也就是说学校里所有学生都要上我们这门课。全校两万多名学生,都会成为我们的学生,但创意写作这门课到底会给他们以后带来什么,谁都不知道。从2012年到现在,学校开设这门课已经十年了,十几万学习过创意写作的学生走上社会,他们现在的生活怎样?创意写作是否影响过或者给他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什么帮助?

有课的时候我会尽量早点吃饭,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半饱是最好的状态,讲课时头脑也清醒。还有不吃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豆制品也不吃,因为会产生胀气。

喝一杯咖啡,漱一漱口,然后抹一点口红,换好衣服带着笔记本走向学校。为了避免麻烦,我会把红色丝带的工作牌挂在胸前,有些张扬地穿过大威村那条拥挤的马路。学校的保安已认识我,不必再出示手机上的行程码。我也乖巧的,把口罩早早戴好,把手机里的健康码准备好,这样就会省去很多麻烦。刚来的时候,进校门时总是手忙脚乱,不是查不到行程码,就是忘了戴口罩。

那天课件上准备好的内容已经讲完,剩下几分钟我想再讲点什么,便和他们聊了聊就业问题,很多人做第一份工作时不一定满意,但为了生存下去,又不得不去做。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当然是痛苦的无奈的,但还是要坚守你的人生理想,当有一天你不用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自由时,便可以再去追寻自己当年的梦想。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我很喜欢和他们这样交流。

下课后我关闭投影仪,关闭电脑拔下U盘,收拾桌上的课本粉笔头,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还会擦掉黑板上的板书。有几个学生和我打招呼,我笑着回应他们。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站在教室外向里面张望着,估计是下一班的学生要用教室了。

女孩子们进教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不停地扇着手,我听到有人悄悄说,怎么这么难闻啊,是什么味儿?我看她们一眼,刚刚离开的可是我的学生,出于本能我有点护短。

我教的是机制班,清一色男孩子,八十多个男生聚在一起,散发出的气味当然浓烈了。他们刚刚坐过的位子,肯定也残留着体味,甚至还留有他们的体温。女孩子抽着鼻子一脸嫌弃的样子,但可能正是被这种气味诱惑了,心智大乱呢。动物们寻找伴侣时用尿液画一个圈,证明这块领地是自己的,人类也有动物的这种本能吧?也许口是心非,嘴上说讨厌,心里却暗生欢喜。

马明当时宣布要结婚时,社里所有暗恋他的文艺女青年都黯然神伤。马明的眼光果然与众不同,他找了一个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女孩子。他们是通过诗结缘的,女孩读到他发表在刊物上的诗,就主动写信给他。

听到马明要结婚的消息,我心里塞着一个硬木塞子,死死地抵在那里。他们的婚礼在大草原上举行,因为路途遥远,社里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那个生活在草原上的姑娘叫什么阿拉坦那木其,名字很长,我们也没有人记住,只是叫她呼伦贝尔。似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所有的女孩子都是马明的老婆。

马明结婚后,并没有把呼伦贝尔带到矿上,只是利用探亲假回去住几天。他们两个人在草原上骑马,放牧,喝奶茶,吃手抓羊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诗情画意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姑娘,个个像格桑花一样美丽纯洁。

我们从马明嘴里得知,呼伦贝尔怀孕了,后来生下一个牛犊一样结实的男孩,那孩子转眼间就一岁了。我们这些文学女青年,给孩子买衣服买吃的买玩具,让马明带到草原上,他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儿子。

呼伦贝尔太遥远了,远得让女孩子们忘记了社长是有媳妇有儿子的人,在女文青眼里他还是个单身。他可以和任何一个女孩子谈文学谈爱情,那个草原上的姑娘手再长也伸不到矿上来。

爱情是天地间最锋利的宝剑,遇神杀神,遇魔降魔,女孩子们从不认为马明欺骗了她们的感情,她们为马明总结出一千个必须结婚的理由,还有一千个和他相爱的理由。

马明在矿上广为流传的是他和马晓晓的故事。马晓晓是单身公寓的一位服务员,一米六的个子,姣好的容貌,可惜耳朵失聪,需要戴助听器,但不是哑巴。据说,是小时候发高烧把耳朵烧坏了。马晓晓在公寓里有个绰号叫马马儿,无论这匹马怎么残疾,在男人眼里也是一匹可爱的小母马。很多人惦念着她的身子,私下还传说她床上的功夫好。有天忽然传出,马晓晓和马明在谈朋友,马明还放出狠话,马马儿是他的人,谁也不能动他的女人。大家目瞪口呆,马明说他这是以身饲虎。众人好不明白,明明是马呀,怎么成了虎呢?

马马儿后来嫁给一位从农村来的轮换工,轮换工到期被矿上辞退后,两个人在市场拐角开了一家理发店。马明经常去理发,一点也不避讳曾经和马马儿谈过朋友,那位轮换工就是我们编辑部的胡杨。

8

作为学校的特色,每位作家岗的老师还要额外带一个作家班,一个班只有十几位学生,称为小班。这些学生从6000多名新生中选出,大概有80多个。院长告诉我,这80多名学生,可能会有一两个发表过作品,有时甚至一个都没有。

正式开学两个星期后,创意写作的作家班也开课了。我门下招了16个弟子,12个女孩4个男孩,没有理由地喜欢上他们。虽然那几天我赶着做大班的课件很累很忙,可只要看到他们,所有的不开心就没有了。

为了这次见面,我很隆重地穿上裙子,穿上新皮鞋,那皮鞋很漂亮,鞋面上有一朵棕色花。临出门时又涂了亮色口红,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些。去得早了点,但教室里已有两个孩子,他们喊我老师,我和他们招手致意。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选我做他们的老师,但我从心里感谢他们,他们是我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教授写作的学生。

教室里的桌子围成U形,学生们坐在一起像开茶话会,这种上课的氛围更容易和学生亲近起来。可教室里投影仪又和我闹意见,电脑怎么也打不开,还一直滴滴地报警。我有一点点心慌,但又不是特别慌,我知道我能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投影仪一直不能使用,我就给大家讲一节没有PPT的课。大概也是新鲜的吧,纯粹在黑板上写板书。打电话叫来一个管理维修人员,问他怎么办?他带我又去申请了一间教室。

人和人的相逢是一场缘,我和这些孩子大概也是一种缘吧,我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同城赶来,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结一场师生缘。我选了一个河南小姑娘做班长——哦,不是我选的,是她毛遂自荐。我本来是想选一个男孩子的,那个男孩子很爱说话,看上去也很机灵,但是他推推让让,河南小姑娘便自荐了。小姑娘和我母亲有相同的名字,我告诉她,我的母亲也叫月娥,小姑娘笑着说,我这个名字很有年代感,可以当奶奶了,大家都笑了。我先让他们做自我介绍,为什么要报作家班?喜欢写小说吗?以前读过些什么书?在你们眼里小说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每个人的理解和回答都不一样。

我是他们的写作老师,可是一年的时间里,我能教给他们多少东西呢?我不知道。我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而这也是我日日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弄明白,写作到底带给了我什么,它给我的影响是什么?

作家班的杨慧送给我一本她新出的诗集,是自费印刷的,花了3000多块。她还是一个学生,没有经济收入,花3000多自费印一本没有书号的诗集,应该算是一笔可观的花费。我和她平时聊天,知道她家里的一些情况,她是从农村考出来的,父亲闲时在城里打工,农忙时回村种地。她是学生会的干部,说她打算考选调生,出了书就可以在政审时加分。

下课从学校的二食堂穿过的时候,头顶上传来一阵背书声,我抬头看到天台上站着一个男生,穿着白色体恤,上面印着夸张的图案。他旁若无人地读着英语,让我想起当年从洗煤厂一跃而下的那个年轻人,他们年纪相仿啊。

回去的路上没有路灯,我独自一人走着很安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扑通扑通地散落在风中。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独自穿过黑漆漆的路,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五十岁的时候,开始了和自己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虽然我焦虑不安,可内心里还是喜欢的。我现在只做两件事,认真写作,认真教书。

9

我在T城工作后,和大刘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每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坐高铁回到同城,大刘开着他的二手东风雪铁龙把我接回家。大刘夸他的车是宝车,油气两用,有个绰号叫“开不烂”。大刘一个人开饭店很累,晚上要把第二天早上的食材准备好。我和他说不用接了,打个车也就十几块钱。大刘却坚持要接,我也就不多说了。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点默契还是有的,那年的事让他成了惊弓之鸟。

晚上同城的夜景不错,坐在大刘身边,彼此讲着一星期的事,我讲我的学生,他讲他的食客。大学生和食客的信息,在我们两人嘴上不时交换着。

大刘讲他有一天在店里遇到了马马儿和胡杨,他们回矿上看***妈。马马儿的爸爸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生活着,她想把老母亲也带到北京去。可老母亲在这里住惯了,邻居们都熟悉,也吃惯了大刘的油饼,不肯跟着女儿走。马马儿让大刘帮她去劝劝***妈,大刘就把做豆腐粉油饼的方法教给马马儿,让老太太跟着她去了北京吃这一口。他临末说了一句,想不到马马儿变得那么漂亮,穿着裙子化着妆,一点也不像五十岁的人。我便笑着问,我很老了吗?

萧太后并没有保佑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子民,过度开采使煤炭资源匮乏,四台便成了破产矿,五千多名工人开始分流,矿上的家属也搬走了,店里的生意不太好,大刘想把店开到T城。

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那年,胡杨带着马马儿离开煤矿去北京发展,据说北京理一次发要一百元。他们走后,我们差不多有十多年没有消息,他们刚去北京时倒是给我留过地址,只是我们有什么重要事要给对方写信呢?好像也没有。网络发达以后,我和马马儿他们联系上了,先是QQ后是微信,把这些年各自的经历讲完,就没什么再可说的了。胡杨在北京发展得不错,有房有车有公司,也算个有钱人了。他在一家出版社当总编,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离开文字工作。

近水楼台,他说你好好写一个长篇,写完了我来给你出版。这可是天大的人情,我知道这几年出书难,出书贵,光一个书号就六万多,还不算其它费用。胡杨也算够哥们了,但我从来没打算写长篇。

有天晚上马马儿在微信里问我有没有马明的消息?我说没有。她说,刚刚她和胡杨在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一家三口结账,那个男人和马明很像,可等他们追出去,已经找不到人了。我说不会看错吧?他老婆孩子不是在呼伦贝尔吗?马马儿说,马明根本就没有结婚,呼伦贝尔是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那儿子呢?我不甘心地追问。儿子是他从照相馆找来的照片,马马儿回道。

以后成了习惯,每次聊天时都会说几句马明,这家伙估计是出国了,娶了一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孩,生了七八个混血儿。或是成了煤老板,一掷千金的那种,买房一栋楼一栋楼地买。要不就是死了,死在他向往的呼伦贝尔草原上,骨头和肉都喂了老鹰。

胡杨说,也许马明哪儿都没去,一直就生活在四台矿的某个角落里,只是故意躲着咱们。

不知为什么,杨慧忽然退出了作家班,虽然我找她聊了两次,可她只是说,要准备考选调生,因为课太多,忙不过来。我觉得多少和一个男孩子有关系,不过这不是我管理的范围。学生退班,让我很失落,我的十二钗少了一钗。院长说来去自由,由他们吧,这种事强求不得。

晚上,我一个人在小酒馆要了半盘牛肉,还喝了点酒。

10

去T城的高铁上一个穿白羽绒服的男孩子,一路上小心地呵护着手里的鲜花。他脸上有隐隐的笑意,是从心里往外溢的那种笑。我在旁边悄悄地看着他,不知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会收到这份礼物?

男孩和我一起在T城下车,向车站的工作人员出示行程码,身份证。天气挺冷的,男孩子细心地把围巾摘下来盖在花上。出了站,他急急忙忙地打车走了,他的花大概怕冷。

在学校门口,我再次遇到火车上的男孩子,他拿着花焦急地等待着。疫情期间,学生一直是封闭管理,出校要和辅导员请假,还要在校网上申请。一个穿淡粉衣服的影子飞一般地跑来,男孩子隔着栅栏紧紧抱住她,旁若无人地吻着她。那个女孩子,竟是我的学生杨慧,我慌忙地离开了。

创意写作的期末考试是让学生写一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有三百多学生,相当于几天内要读完几部长篇小说。他们的小说千奇百怪,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写小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就是我教授的结果?我哑然失笑,把学生的试卷小说读完,自己的寒假生活就开始了。多年没有享受过寒假了,我又仿佛回到学生时代。

校门口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学生,这些学生平时似乎藏在什么地方,现在忽然冒出来了。他们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地迅速乘车离开。出租车根本叫不到,可我已经买好回同城的车票。直到差二十分就要开车时,才有一辆出租车来,还是四个人拼车,学生把副驾的位子让给了我。

坐在司机旁边,他转脸时我吃了一惊,他竟有一张和马明相似的脸。当然他不是马明了,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扫码付费时,我悄悄拍了一张司机的相,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我一直强忍着不让自己出声,好不容易坚持到上了火车,等车开了我躲到洗手间,一边洗脸一边哭泣。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这个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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