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陵墓 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诏曰：

○前代陵墓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以与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诏曰：“昔汉高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闰月王午朔，诏曰：“晋世帝后及藩王诸陵守卫，宜便置格。其名贤先哲见优前代，或立德著节，或宁乱庇民，坟墓未远，并宜洒扫。主者具条以闻。”南齐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诏曰：“旧国都邑，望之怅然，况乃身经南面，负宸居，或功济当时，德章一世，而莹垄茔秽，封树不修，岂直嗟深牧竖，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棒芜，虽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梁武帝天监六年，诏曰：“命世兴王，嗣贤传业，声称不朽。人代徂迁，二宾以位，三恪义在，时事浸远，宿草棒芜，望古兴怀，言念枪然。晋、宋、齐三代诸陵，有司勤加守护，忽令细民侵毁。作兵有少，补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量给。”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曰：“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隧杳霭，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而各五十步，勿听樵牧。”隋场帝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莹兆湮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诏：“自古圣帝明王陵墓，有颓毁者，宜令管内量事修茸，仍明立标记，禁其樵采。”古人于异代山陵，必为之修护若此。宋熙宁中，兴利之臣建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唐之诸陵悉见芟削，昭陵乔木翦伐无遗。”传》。小民何识，自上导之，靡存爱树之思，但逐樵苏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金太宗天会二年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诏：“禁医巫阎山辽代山陵樵采。”独元之世祖纵杨琏真伽发宋会稽攒宫不问，此自古所无之大变也。《实录》：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国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视历代帝王陵寝，命百步内禁人樵牧，设陵户二人守之，有经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后每登极诏书并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鲜矣。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丸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陈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诏曰：“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纸，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王业，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之？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旌旗服色，犹行杞、宋之封；每车驾巡游，眇瞻河洛之路。故桥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惟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堇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上无期；子孙冥灭，手植何寄？汉高留连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哀，性灵共侧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后者，可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式畅，称朕意焉。”唐太宗贞观四年九月王午，诏曰：“钦若稽古，缅想往册，英声茂实，志深褒尚。始兹巡省，眺瞩中涂，汉氏诸陵，北阜斯托，寂寥千载，邈而无祀。历选列辟，遗迹可观；良宰名卿，清徽不灭，宜令所司，普加研访。爰自上古，泊于隋室，诸有明王圣帝，盛德宠功，定乱弭灾，安民济物，及贤臣烈士，立言显行，纬武经文，致君利俗，丘垄可识，茔兆见在者，各随所在条录申奏。每加巡简，禁绝刍牧，春秋二时为之致祭。若有毁坏，即宜修补。务令周尽，以称朕意。”是则不独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并为封禁，亦兴王之一事，可为后法者矣。○停丧停丧之事，自古所无。自建安离析，永嘉播窜，于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而御史中丞刘隗奏：“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进宴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戮。”生者犹然，况于既殁？是以充州刺史滕恬丁零翟所杀，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论者嫌之，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振武将军丘冠先为休留茂所杀，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人仕。当江左偏安之日，而犹申此禁，岂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为者哉！《晋书•贺循传》：“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旧唐书•颜真卿传》：“时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终身不齿，下耸动。”《册府元龟》：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午，敕“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著在经典，是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殁而多阙送终，身后而便为无主，或羁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阴阳，旅榇不归，遗骸何托？但以先玉垂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之魂，千里无不归之骨。绅人士，当体兹怀。应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贬官，刘兄弟以不葬父母夺职。后之王者，以礼治人，则周祖之诏、鲁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亲之子若孙，绅不许人官，士人不许赴举，则天下无不葬之丧矣。张稷若尔歧，采皇甫谧之名，作《笃终论》。其下篇曰：“葬之习于侈也，于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备物丰仪之为厚义亲，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于礼也，先王之制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殡，殡而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时而葬者，谓之得葬；后时而葬者，谓之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皆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逾日而不袭，逾旬而不敛，逾月而不殡，苟非狂易丧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客位，所以宾之也；父母而宾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宾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而不得返于寝，进而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未得归，归而未得至者与？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与？《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音不除，其徐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则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丧者，谓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孙为祖，皆为丧主，不得除也。其徐谓期以下至缌也。《孔子丛子》：司徒文子问于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亲者，虽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于未葬，以为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与未及三月者同实，斯不得计时而即吉矣。何也？丧之即吉，始于虞而成于礻覃。虞之为礼，起于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为虞以安之。未葬则无所为而虞，不虞则卒哭而，皆无所为而举，卒哭与不得举，又何为而可以练？何为而可以祥且礻覃？故虽逾三年，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未及三月而欲举祥礻覃之礼，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与？斯其所以宁敛形还葬，县棺而封，而必不敢为溢望奢求，以至于久而不葬也与？由是言之，则人子之未葬其亲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浇风，举百王之坠制，必有圣人起而行之者。”陈可大曰：“以麻终月数者，期以下至缌之亲，以主人未葬，不得变葛，故服麻以至月数足而除，不待主人丧后之除也。然其服犹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丧，期已下至缌之亲且不得变葛、而为之子者乃循葬毕之制，而练而祥而礻覃，是则今之人其无父母也久矣。’”魏刘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则。及母丘俭败，仲武出其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母丘氏立别舍，而不告绝。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陶不许。正舒不释服，讼于上下，位血露骨，衰裳缀络，数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丧去官，哀毁逾礼，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数合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敝风日，兄子伯兴欲为耷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重，为营冢矿。梁殷不佞为武康令，会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绝，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及陈高祖受禅，起为戎昭将军，除娄令。至是，四兄不齐始迎丧柩归葬。不佞居处礼节，如始闻丧，若此者又三年，唐欧阳通为中书舍人，丁母忧，以岁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冬月，家人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撤之。元孙瑾父丧，停柩四载，衣不解带。此数事可为不得已而停丧者之法。近年亦有一二知礼之士，未克葬而不变服者。而或且讥之曰：夫饮酒食肉处内，与夫人间之交际往来，一一如平人，而独不变衣冠，则文存而实亡也。文存而实亡，近于为名。”然则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后为不近名邪？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呜呼，夫习之难移久矣。自非大贤，中人之情鲜不动于外者。圣人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胃以教武，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释衰麻，则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触于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谓以故兴物，而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为其必去之也？《诗》曰：“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后之议礼者，必有能择于斯者矣。又考《实录入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丧再期。皇太子以母丧未葬，礻覃后仍素服视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礼同大祥。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谓不可通于士庶人乎？侈于殡埋之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而民遂至于不举其女，于是有反本尚质之思，而老氏之书，谓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亦过矣。岂知《召南》之女，迫其谓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何至如《盐铁论》之云“送死殚家，遣女满车”；齐武帝诏书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者乎？马融有言：“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林放问礼之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其正俗之先务乎？○假葬晋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马郄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馀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夕假葬。葬，携将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见于此。三年即吉，诏用为征东参军，论者以为不合礼。《郑志》曰：“赵商问：‘主丧者不除。今人违离邦族，假葬异国，礼不大备，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阂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亲之终。假葬法后代巧伪，反可以难礼乎？’”○改殡古人改殡之礼，必反于宫寝，不拘即远之制。齐庄公以襄公二十五年为崔杼所弑，葬诸士孙之里。二十八年，崔庆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历三年之久。出而迁之路寝，为之改殡，不以宫廷为忌，不以兵死为嫌，古人送往慎终之礼如此。汉和帝以梁贵人酷殁，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官，追服丧制，盖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尽。若宋之高宗于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诚千古之罪人矣。《册府无龟》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琼往曹州，简行哀帝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顾惟寡德，获嗣丕图，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诚靡怠。爱自重兴庙社，载展郊，旋荡涤于瑕疵，复涵儒于庆泽。盖忧劳静国，旷坠承桃，御朽若惊，涉川为惧，由是推移岁月，郁滞情怀。恭念昭宗晏驾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速殒龙髯，委冠剑于仇雠，托山陵于枭境。静惟规制，岂叶度程，存怆结以弥深，固寝兴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怀，宜令所司，别选园陵，备礼迁葬，贵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僚，体朕哀感。”虽有是命，以年饥财不足而止。○火葬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潘而捐弃之。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后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发。乃五月六日夜，凤雷骤至，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为绝此根。越明日，据寺僧发觉，陈状，为之备申使府，盖亦幸此亭之坏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勒令监造！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谨案，古者小敛、大敛以至殡葬，皆僻踊，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界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虽量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后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烟彻于上，或者天实灾之，然谓之殃，则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师，子西戒不可，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即墨之孤邑，积五年，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故袭用其毒，误燕人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齐破燕矣。然则焚其先人之尸，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故田单思之五年，出此诡计以误敌也。尉伦在粤，闻汉掘烧其先人冢，陆贾明其不然，与之要约，亦曰：‘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非忍为之也。尹齐为淮扬都尉，所诛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夫欲烧其尸，仇之深也；欲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犹知烧之可畏也。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亦遂诛灭。东海王越乱晋，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夫越之恶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瘗，焚其衣冠斩之，所焚犹衣冠耳。惟苏峻以反诛，焚其骨。杨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为仁寿宫，役夫死道上，杨素焚之，上闻之，不悦。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蒋元晖渎乱宫闱，朱全忠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然杀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则宋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惨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念死者之何罪，备榜通济寺，风雷已坏之，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终，实非小补。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日火葬，习以成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焚其亲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礼教可兴，民俗可厚也。”呜呼！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于火，故于重也埋之，于杖也断而弃之，况敢焚及于尸柩乎？茶毗之教始于沙门，塞外之风被于华夏，辛有之适伊川，其亦预见之矣。为国以礼，后王其念之哉！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期功丧去官古人于期功之丧，皆弃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考之于书，如韦义以兄顺丧去官，杨仁以兄丧去官，谯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丧去官，马融遭兄子丧自劾归，陈以期丧去官，贾逵以祖父丧去官。又《风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征，以兄忧不行。”《刘衡碑》云：“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忧，即日轻举。”《国令赵君碑》云：“司徒杨公，避以兄忧，不至。”则兄丧亦谓之忧也。《曹全碑》云：“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优，弃官。”则弟丧亦谓之忧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长，以从父忧，去官。”《杨著碑》云：“高阳令，遭从兄沛相忧，笃义忘宠，飘然轻举。”则从父、从兄丧亦谓之忧也。《陈重传》云：“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则姊丧亦谓之忧也。《王纯碑》云：“拜郎，失妹宁归，遂释印绂。”晋陶渊明作《归去来辞》，自序曰：“寻程氏妹丧于武林，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则已嫁之妹，犹去官以奔其丧也。晋《嵇绍传》：“拜徐州刺史，以长子丧去职。”则子之丧亦可以去官也。后汉末时，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者。晋泰始中，杨族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博士，韩光议以宜贬。又言：天水大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期之丧而行，甚致清议。而潘岳《悼亡诗》曰：“期月周，戚戚弥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是则期丧既周，然后就官之证。今代之人躁于得官，轻于持服，令晋人见之，犹当耻与为伍，况三代圣贤之列乎！《晋书•傅咸传》“惠帝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悄乃造太傅杨骏。咸奏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旨未下，辄行造谒，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刘魄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并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ダ等三十余人同会。魄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ダ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从之。”《谢安传》：“期丧不废乐，王但之以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颇以此讥焉。”当日期功之丧，朝廷犹以为重，是以上挂弹文，下干乡议。其武安传》：“丞相语灌夫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索隐曰：“服谓期功之服。”是则汉时有服不预宴会之证。们日唐书•王方庆传》：“奏言：‘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唐时格令，未坠前经。今则有说齐衰而入大夫之门，停殡宫而召亲朋之会者，至乃泰踊方闻，衿ひ己饰，败礼伤教，日异岁深，宜乎《板荡》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呜呼！有人心者则宜于此焉变矣。裴庭裕《东观奏记》：“大中朝，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环。纳函之日，有期丧，仁赡不易其日，宪司纠论，贬康州参军，驰驿发遣。”《册府元龟》：“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马聂屿，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强买店宅。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唐季五代之时其法犹重。《册府元龟》：“唐薛膺为左补阙，弟齐临陈，为飞矢所中，卒。膺闻难，不及请告，驰马以赴，与弟褒、庠处丧如礼。膺去左补阙，库去河南县尉，直弘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中终丧。蹈名教者推之。”《宋史》：“王岩叟为径州推官，闻弟丧，弃官归养。”“吕祖俭监明州仓，将上，会兄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然史之所书亦寥寥矣。汉人有以师丧去官者，如延笃、孔昱、刘焉，并见于史。而苟淑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则朝廷固已许之矣。其亦子贡筑室于场，二三子群居则之遗意也与？○缌丧不得赴举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诸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见于崇政殿，时稹冒缌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引服。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今制，非三年之丧皆得赴举。故士弥躁进，而风俗之厚不如昔人远矣。○丧娶《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又礼，先纳采、问名、纳吉，乃纳币，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内，故云尔。然则纳市犹讥，而况于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将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于志宁上疏言：“《礼记》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春秋》书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此则史策具载，是非历然，断在圣情，不待问于臣下。其有议者云：准制公除之后，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衰，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惟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宝位，临统万方，理宜继美羲、轩，齐芳汤、禹。弘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后成礼。岂非有国之典本于天经地义，故守礼之臣犹得引经而争者哉。《晋书•载记》言：“石勒下书，禁国人不听在丧嫁娶。”《金史•章宗纪》：“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内昏娶听离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丧昏娶听离法。”僭国闰朝犹然，今人反不讲此。《实录》：“正统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叔奏弟大冶王季Й择武昌护卫指挥同知翟政妹为妃。昏期在迩，不意叔崇阳王孟炜薨逝，季Й应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礼部议，言：‘王于崇阳王当服期年。缘崇阳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节册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月医满成昏。’从之。”天顺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享奏父康王存日，择潞州民李刚女为弟永年王妃，李磐为妹长平郡主仪宾，己受封册，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丧已越大祥，阴阳书谓明年为弟妹婚不利，乞允于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斡言：“三年之丧，礼之大者。服内成亲，律有明禁。今潘王与郡王、郡主俱父丧未终；乃惑于阴阳之说，而欲废此丧制；乞行长史司启王，惮待服阕成礼。”上曰：“是长史不能辅导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执问如律。”十月癸丑，广灵王逊民薨。癸酉，敕灵丘王逊全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镇国将军，并女临城县主，俱已奏报，欲于本年九月后成婚。且尔兄初丧，正哀戚不暇之时，乃欲为男女成婚，以废大礼，岂是所忍为哉！”不允所奏。宪庙大婚在天顺八年之七月，虽托之遗诏，而士大夫多以为非。故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有请待来春之奏。○衫帽入见《唐书•李训传》：“文宗召见，训以衰粗难入禁中，令戎服，号王山人。”《宋史•蔡挺传》：“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对便殿。挺时有父丧，听以衫帽人。”则唐宋有丧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谒官长，辄易青黑，与常人无异，是又李训之不如乎！○奔丧守制《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以下。”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大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戌，除期年奔丧之制，先是，百官闻祖父母、怕叔父母、兄弟丧，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数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诏从之。”此出于一时权宜之政，沿习以来，至三百年，遂以不奔丧守制为礼法之当然，而倍死忘哀多见于绅之士矣。《实录》又言：“二十六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监察御史陈德文奏言：‘嫁母刘氏卒，乞奔丧。’许之。德文四岁丧父，家贫，随母嫁陈氏，往年长归宗。至是其母卒，时已除奔丧之制，德文恳请甚至，上特怜而许之。”是圣祖虽依吏部之奏，而仍通于人子之情，固未尝执一也。三代圣王教化之事，其仅存于今日者，惟服制而已。丧乱以来，浸已废坠。窃谓父母之丧，自非金革不得起复，著之国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丧，并依洪武初年之制，许令解官奔赴，服满补职。其他虽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及大功以下丧者，京官许以素服朝参，不预庆贺。在外诸司素服治事。祭祀宴会，俾佐贰摄之。未任之官无得谒选。生员但岁考，不赴科举。庶人之家不许嫁娶。十五月礻覃后，复故。其有期功丧，宴会作乐者，官员罢职，士子黜退。仍书之申明亭，以示清议，庶几民德归厚。若夤缘干请之风，亦不待禁而衰止矣。洪武十一年二月，广西布政使臧哲以母丧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赐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自后，凡官以父母丧去职而家居者皆有赐焉。十六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丁忧交代昔时见有司丁父母忧，闻讣奔丧，不出半月。近议必令交代，方许离任。至有欠库未补，服阕犹不得归者。是则钱粮为重，伦纪为轻，既乖宰物之方，复失使臣之礼。其弊之由，始于刻削太过。盖昔者钱粮掌于县丞，案牍掌于主簿，税课掌于大使，令者稽其要而无所与焉。又皆俸足以赡其用，而不取之于库藏。故闻讣遄行，无所留滞，而亦不见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则州县之中，锥刃之未上尽取之，而大吏之诛求尤苦不给，库藏罄乏，报以虚文，至于近年，天下无完库矣。即勒令交代，亦不过应之以虚文，徒滋不孝之官，而无益于国计盈虚之数也。呜呼！君人者，亦知养廉为致孝之源乎？陶侃谓王贡曰：“杜韬为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安有白头贼乎？”贡遂来降，而韬败走。今日居官之辈大半皆如杜韬，然如此之人作贼，亦不能成也。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在荆镇仿佛奉问，便投剑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前行，愤风惊浪，不暂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庙，月中再过。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动左右。然则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遗小国之臣，必有使之各尽其情者矣。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诏百官，闻父母丧者，不待报，许即去官。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闻父母之丧，必待移文原籍审核，俟其还报，然后奔丧。臣窃以为中外官吏去乡，或一二千里，或且万里。及其文移往复，近者弥月，远者半年，使为人子者衔哀待报。比还家，则殡葬已毕，岂惟莫睹父母容体，虽棺柩亦有不及见者。揆之子情，深可怜悯。臣请自今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后核实。庶人子得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武官丁忧《晋书》言：“姚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宋岳飞乞终母丧，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山。《元史》言：“成宗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徐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则今制，武官不丁忧，非一道同伦之义也。《国史》言：“洪武二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枢归葬乡里。廷议勿许，上特可之。”岂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邪？○居丧饮酒唐宪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陆赓男慎馀与兄博文居丧，衣华服，过坊市，饮酒食肉。”诏各决四十，慎徐流循州，博文递归本贯，十二年四月辛丑，附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宴饮。季友削官爵，苔四十，忠州安置。师笞四十，配流连州。于ν以不能训子，削阶。以礼坊民，而法行于贵戚，此唐室之所以复振也。姚兴时，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洗，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洗闻而位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而逃匿，终身不敢见。僭乱之国犹有此人。○匿丧俊唐明宗天成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盂升匿母忧，大理寺断流。奉敕：“朕以允从人望，嗣守帝图，政必究于化源，道每先于德本，贵持国法，以正人伦。孟升身被儒冠，职居宾幕，比资筹画，以赞盘维。而乃都昧操修，但贪荣禄，匿母丧而不举，为人子以何堪，渎污时风，败伤名教。五刑是重，十恶难宽。将复投荒，无如去世，可赐自尽。”其观察使、判官、录事参军失于纠察，各有殿罚。○国恤宴饮《春秋传》言：“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汉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饮者。《汉书•元后转》：“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王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其兄子成都侯况免为庶人，归故郡，”《魏书•甄楷传》：“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是也，有国丧末期而宴饮者。《晋书•钟雅传》：“拜尚书左丞。奏言肃祖明，皇帝弃背万国，尚未期月，圣主缟素，百僚渗怆。尚书梅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伎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是也。有国忌而宴饮者。《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附马都尉郭暧、王士平及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饮，贬官归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举行者。礼者，君之大柄，可听其颓弛而不问乎？○宋朝家法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入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俊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卷十六○明经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日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唐时人仕之数，明经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文公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然则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秀才《旧唐书•社正伦传》“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唐登科记》：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古人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言：“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缺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唐人之于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之所不攻当也。又《文苑英华•判目》有云：“乡举进士，至省求试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赵判曰：‘文艺小善，迸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是又进士求试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员而冒呼此名何也？明初尝举秀才。如《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杨州府知府，俱赐冠带。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也。亦尝举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是也。此辟举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非也。○举人举人者，举到之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以本官判尚书省右仆射事，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简试举人。”《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四年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是也，登科则除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而传中有言举进士者，有言举进士不第者。但云举进士，则第不第未可知之辞，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后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进士即是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渭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朝廷求贤之盛心，苟图虚举，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者，皆领乡荐，冒名贡士。及至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国监。以致天下士子竞怀侥幸，不务实学。”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言：“乞将前此下第举人通计其数，设法清理。”是明初才开举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举人犹令人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于人间者。正统十四年，存省京储始放回原籍，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渴，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属举人，间有黜革，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进士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雍录》引唐人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通鉴》：“建州进士进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遏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日赐进士及第，径又广之日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议郎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佯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进士偏重之弊，积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虽有他材，亦无由进用矣。○制科唐制，天子自诏日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问，不为无得也。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宫、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增为六科。熙宁以后，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宋徐度《却扫编》曰：“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井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浩、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后，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甲科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们日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是则北齐之世，即已多无甲科者矣。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传》“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十八房今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八谓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止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书》、《易》卷并多，仍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天启乙丑，《易》、《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帧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今人概称为十八房云。《戒庵漫笔》曰：“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经义论策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旁等为之。《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元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后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后，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赵鼎言：“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亦谓：“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大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诏文有曰：‘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未能者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文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四书》疑犹唐人之判语，设为疑事间之，以观其学识也。《四书》义犹今人之判语，不过得之记诵而已。苟学识之可取，则刘赏之对止于一篇已足。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如崇帧七年之颜茂猷者，亦何稗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累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甚厚。”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固不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可叹也！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当日贡举之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三场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ウ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拟题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遇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顾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们四百六十余人也，请更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庄》诸书命题，如《卮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上？《宋史》、“冯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于尚少，能尽通邪？’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墨子言：“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孔但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古之人有行之者。○题切时事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亦虞帝“予违汝弼”之遗意也。《宋史•张洞传》“试开封进士，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张洞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则尽官师之规，远则通乡校之论，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以魏忠贤始用事也，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七年江西乡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崇帧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开帝聪而持国是者。当时季集，而污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缰比陈启新，是以曹伯阳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以周公比魏忠贤，则又无将之渐，亦见之弹文者也。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边，边臣不纳，虽有社稷为重之说，然当时朝论即有以奉迎之缓为讥者。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盖有讽意。○试文格式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亻面矩矣乎？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试录文字之体，首行曰“第一场”，顶格写。次行日“《四书》”，下一格。次行题目，又下一格。《五经》及二、三场皆然，至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格。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若岁考之卷，则首行日“《四书》”，顶格写，次行题目，止下一格，经论亦然，后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却“《四书》”、“《五经》”字，竟从题目写起，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圣经反下，自作反高，于理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异者，沿此之例不论古今，诗文概以下二格为题。万历以后，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如题日《周郑交质》，下二格，其行未书“左丘明”。题曰《伯夷列传》，下二格，其行未书“司马迁”。变历代相传之古书，以肖时文之面貌，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程文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胃之墨卷。《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议：‘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原卷不宜尽掩初意。’从之。”十五年八月，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时札部尚书为沈鲤，兼官翰林学士。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未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判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至于近年，士不读律，止钞录旧本。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或吏或户。记得五条，场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其情人暗判，人间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目为通弊，不行觉察。传之后代，其不为笑谈乎！试判起于唐高宗时。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犊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人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日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者乎？○回经文字体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求其省记《四书》本经全文，百中无一。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简汰之法，是亦非难，但分为二场：第一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乃考其文义，则矍相之射，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节也，岂足为才士累？夫周官教国子以六艺，射御之后，继以六书。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以周官童子之课，而责之成人；汉世椽史之长，而求之秀士。犹且不能，则退之陇亩，其何辞之有，北齐策孝、秀于朝堂，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潜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课实之效，与天下因循干溷浊之中，以是为顺人情而已。权文公有言：“常情为习所胜。避患安时，俾躬处休，以至老死，自为得计，岂复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不•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邪？”古今一揆，可胜慨思。○史学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往，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徐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惮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卷十七○主员额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唐书•儒学传》“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大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此生员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仿之。明初，诸生无不凛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摇二丁。”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日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异时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诏生员食廪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成化初，礼部奏准，革去附学生员。己而不果行。而教官、提调官亦各有罚。取之如彼其少，课之如此其严，岂有如后日之滥且情者乎。个人于取进士用三场，动言遵祖制，而于此独不肯申明祖制，举一世而为姑息之政、侥幸之人，是可叹也。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氵荧奉旨，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发充吏。六年以下，追还所给凛米，黜为民。其时即已病生员之滥，而尚未有提学官之设，是以烦特旨而会多官也。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始设提调学校官，每处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修周洪谟请裁革各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复设提督学校官。其条例曰：“生员食凛六年以上，不语文理者，悉发充吏。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诸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又曰：“生员有阙，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考端重俊秀子弟补充。”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进附生乃有六年未满免黜之例，盖由此而推之也。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员太广，谓由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蠢之一矣，有国者苟知俊士之效赊，而游手之患切，其有不亟为之所乎。其中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凡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策问，有曰“秀、孝间污演池”。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于此。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斡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宜允其请。”从之。并诏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此一时之秕政，遵循之二百年。五月庚申，令生员纳米入监者，比前例减三百石。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奏：“纳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闻以纳粟为贡士者，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后世作涌之讥。”部议仓廪稍实，即力停罢。八月癸已，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权宜拯济，令生员输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正统以后，京官多为其子陈情乞恩送监读书者，此大学之始坏。天顺五年十月，令生员纳马廿匹，补监生。《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教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后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异术，苟济一时。自魏至隋四百余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唤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纵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则科举之弊必至于躁竞，而躁竞之归驯至于乱贼。自唐迄今，同斯一辙。有天下者，诚思风俗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为先，庶乎德行修而贤才出矣。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先生《生负论》略曰：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库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献共治者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吏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役寇贱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负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负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防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上，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子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肆业愿给衣中以老者，阙至二三人，然后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朴之。然则天下之生员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蕲王于成村，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负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特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中式额数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己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此进士登第之数。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高错传》“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开成三年，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岁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大宗乎？齐王融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速令释褐，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叶适作《制科论》，谓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此虽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鲁哀公用庄子之言，号于国中曰：“无其道而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记》曰：“垂缕五寸，情游之士也。今将求儒者之人，而适得情游之士。”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而不好真龙也。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上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他处皆量增之。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欲多收进士，以备任使。上恶其干誉，下锦衣衙狱，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通场下第《册府元龟》：“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举人。丙申、敕曰：‘朕只膺宝历，殷鉴远图，虑草泽之遗贤，降弓旌于屡辟。是以三纪于兹，群材辐凑，或一言可纪，必适轮辕；一善可经，每加奖进。庶六合之内靡然同风，四科之门咸能一贯。何兹意之缅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举人深乖宿望。朕之所问，必正经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独鉴未周，必资佥议，爱命朝贤三事，精加详择；咸以为阙于聚学，莫可登科。其怀材抱器举人，并放更习学。其有不对策罗嘉茂，既是白丁，宜于剑南效力。全不答所问崔慎感、刘湾等，勒为本郡充学生之数，勿许东西。其所举官各量贬殿，以示惩诫。”是通场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废此科，且黜落之举人犹称为“卿等”，既无峻切之文，亦不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御试黜落《宋史•仁宗纪》：“嘉二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治谋录》曰：“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二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阮汉闻言，以张元而罢殿试之黜落，则惩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而后可。”○殿举宋初，约周显德之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殿五举。诸科初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今之科场有去取而无劝惩，故不才之人得以旅进。而言此者，世必以为刻薄矣。《英宗实录》：“宣德十年九月，今天下岁贡生员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者，发原籍住廪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提调教官如例责状。”今岁贡廷试亦无黜落，设科取士，大抵为恩泽之涂矣。○进士得人《唐书•选举志》“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谓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金史》言：“取士之法，其来不一。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趋向然也。”宋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数人者，其间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涂，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迸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大学，有任子，有郡县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消。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