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从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

○龟从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周公居东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微子之命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鸣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酒诰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召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汝其敬识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惟尔王家我适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王来自奄《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司空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顾命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而“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自“狄设黼、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盱先王之庙也。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矣。○矫虔《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文侯之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秦秋以后，秦盖中衰。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古文尚书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卷三○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入乐者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云者，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庸阝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四诗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何彼农矣《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农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农矣，唐棣之华。曷不肃，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庸阝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南”，《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何彼农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邶庸阝卫邶、庸阝、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庸阝、卫。邶庸阝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庸阝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礼观乐于鲁，为之歌邶庸阝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曰邶庸阝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庸阝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邶、庸阝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邶、庸阝、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地绵广，不得为邶、庸阝、卫也。○黎许二国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庸阝。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这旨，兴灭之心也。○诸姑伯姊《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这袂不如其娣”者矣。○王事“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朝齐于西“朝齐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晖注，以齐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盖虹霓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王邶、庸阝、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庸阝、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迹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日之夕矣“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于文“日夕为退”。是以樽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郑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师这次序。先邶、庸阝、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庸阝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大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楚吴诸国无诗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豳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太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章》：“逆暑迎寒，则歙豳诗；祈年于田祖，则歙豳雅；祭蜡则歙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鸱》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绵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言私其 豕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承筐是将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罄无不宜“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饣喜，是用孝享，礻龠祠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小人所腓“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变雅《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大原“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是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严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在原乎？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莠言自口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臧孙纥见卫侯于来阝，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皇父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握粟出卜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氏曰：“私人，皂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辩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死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不醉反耻“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上天之载“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王欲玉女《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夸毗“天之方忄齐，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以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须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流言以对“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申伯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德如毛“德如毛”，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韩城《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汲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显水径良乡县这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汲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双“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貊者，皆在东北。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严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代，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不吊不祥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实始翦商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余年，作诗这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玄鸟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忄栗忄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戌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鲁颂商颂《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诗序《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闪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卷四○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